莫让茶叶畸形消费玷污了清茶

    随着饮茶风习的普及，文人、士大夫阶级对茶文化的推进发展，为茶叶的培养种植，茶叶制作工艺，茶叶质量不断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此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离原有茶饮意义的极端事物——以张扬权势，显赫地位为主导的极品贡茶出现，引导了茶叶从价格到饮用误入歧途。

    从唐代在四川雅州（今雅安）蒙山建立御茶园开始，茶事发展到了宋代，宋朝皇帝普遍精于享乐和附庸风雅，宋初就遣派特使到福建建州监造北苑茶，以区别庶民之饮。真宗咸平元年（998），丁谓监造御茶，每年贡大龙团、凤龙团茶各两斤。8饼为一斤，专供皇帝享用，价值高昂。仁宗庆历年间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改大龙团为小龙团，最好的小团20饼重量一斤，每饼就值金二两。皇帝赏赐宰相4人才分得一饼。

    到治国无方，享受却穷奢极欲的宋徽宗时代，贡茶极品白茶“龙团胜雪”每块费钱竟到3至4万。“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封建帝王“天子”的尊荣心理驱使的畸变消费观，让饮茶品茶的茶文化已脱离了本真的原面貌，其尊荣华贵外壳下包裹着的却是糜溃腐朽，可说是已经玷污了清茶。怪不得无论是丁谓那样“稀合上旨，天下目为奸邪”的佞臣，还是像蔡襄那样刚直敢谏，政绩卓然的贤臣，都为此遭到当时或后世的诟病。苏东坡在当时就曾写过“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的讽刺诗。

    此之前在茶事上奢侈靡费的要算中唐名相李德裕，据传此公酷嗜名茶名水，并对沏茶之水特别苛求。他的煎茶之水往往不远千里置驿传送，将无锡锡惠山泉水运至长安供他享用。所以明代才子，戏剧家、文学家屠隆在他的《考盘余事》里讥评李德裕此举“有损盛德”。

    而当今，继“天价茅台”等天价酒后，又出现了天价茶叶。据载，2012年的春茶推介会，河南信阳高端毛尖被炒到每斤13万元，杭州西湖龙井“熊猫茶”竟达20多万元一斤。这除了蓄意炒作自抬身价外，也包含着迎合当前社会一些消费者以高端物质享受来标榜“身份”的畸形消费心理；迎合着以“公款消费”来拉高物价的潜规则；迎合了为行贿者提供另一条“合理合法”蹊径的需要。“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无论怎样统计，中国饮茶的百姓都比饮酒的要多得多，这与“亲民”路线背道而驰“有别于庶人饮”的拒民、斥民路线，虽在“市场经济”幌子下招摇，普通百姓也不会被摄了魂似的去“紧跟”，因那茶叶真正的价值，品茗者个个都心知肚明。正如同后来又出现一万五千元一条的天价香烟一样，上世纪九十年代“极品香烟”问世时，就有制造香烟的高工撰文“说到极品香烟就好笑”，曝光中国当时除去包装成本，没有任何一包香烟的制作成本超过2元。凡此种种，对民心却是一种极大的伤害，他们又一次看到了欺诈，看到了不公，看到了由消费差异所产生的社会歧视。持论激烈者说，“天价茶叶”无非是畸形社会的又一怪胎，层出不穷行贿“创新”的又一孽种，为掠取公共财富以满足私欲的“公款消费”演绎出的一帖中式“伟哥”。

    其实，我倒觉得我们不妨来一点点“阿Q”——真正热爱茶饮和茶文化的高人雅士、红尘逸民，真不必为天价茶叶过分操心。既然那些茶叶已染上了斑驳铜臭，你自不会去抢当逐臭之夫。茶贵在清新，而当今许多名茶因产区环境污染，农药化肥“催生”，加上逐利者趋之若鹜中的汽车尾气加害，茶叶里的铅、农药残留等等有毒物质已严重超标，已然影响到国际市场的出口，迫使茶业业界不得不提出生态“有机茶”课题。名茶产地毕竟是少数，而中国南方广大地域何处不产茶？只要你有心，随处山陬郊野，每年都可遇到乡民自产自饮的有机新茶。正如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品茗”一节中所叙：“茶之美恶，在于制造之工拙而已，岂岗地之虚名所能增减哉！” 。还有各地原叶质量，制作工艺均不错的中、小茶场茶厂，哪里不可觅得绿色环保、物美价平的好茶？

    于假日闲暇的游踪中，嵌入访茶问茶的屐痕，“敲门试问野人家”就更增添了尝茶品茶过程里，于淡雅中见新奇，于平和中现惊兀的妙趣。

    庶民自有庶民的乐趣。不玷污了清茶。

    吃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