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副秘书长贝楠 爱世博会，爱中国茶(图)

       联合国副秘书长、上海世博会联合国展区总代表阿瓦尼·贝楠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今年伊始，联合国在日内瓦正式发布《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报告称，尽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会更加缓慢，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却依旧坚挺，有望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重大贡献。

　　这份报告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渴求的“认同感”，但有人却开始担忧“捧杀”，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并非要扮演世界经济“救世主”的角色，而是修炼内功，以防一腔热情到头来只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站在新十年的门槛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风云暗涌的国际社会中占得先机，又该如何面对个别发达国家的浓浓醋意……近日，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瓦尼·贝楠就上述问题接受了新快报记者的专访，分享他的看法与答案。

　　至今带着上海世博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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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壁上面画的是什么花？怎么那么漂亮！”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联合国官员面孔之一，今年已经71岁的贝楠博士显然也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采访前，几句礼貌的寒暄后，贝楠就指着采访进行的会议厅上的牡丹图，饶有兴趣地问记者。

　　这甚至从他递给记者的两张名片上也可以看出。两张名片格式不一，写的都是他的名字。“这是我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为联合国展区总代表的职务专门印制的。”贝楠笑眯眯地对记者解释。

　　2010年5月，上海世博会开幕。此前在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公开场合，贝楠都不吝于表达他对这场盛会的期待。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已经任命贝楠作为上海世博会联合国展区总代表。

　　而在接受采访时，上海世博会已经圆满落幕大半年，但贝楠仍随身携带着这张“馆长”名片，并为了联合国馆的去留问题在今年年初再次回访上海此行之后，联合国馆得以继续矗立在浦东新区。

　　贝楠曾出席了上海世博会联合国展馆开工建设典礼。站立在紧邻上海世博会五大永久性建筑之一的世博中心的联合国展馆工地之上，贝楠发出了“对所见到的一切，我十分钦佩！”的感叹。

　　对中国的关注，与贝楠长达34年的联合国工作息息相关。1977年，在威尔士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贝楠就进入了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开始了自己的联合国职业生涯，主要负责经济事务。

　　或许是出于他一贯对新生事物的兴趣与欣赏，成为UNCTAD 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络官员之后，生在以色列、拿瑞士国籍的贝楠总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

　　34年来，表现突出的贝楠数次获得提升，唯一没变的就是，和他打交道的依然是其关注颇多的发展中国家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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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

　　联合国副秘书长

　　阿瓦尼·贝楠

　　Dr.Awni Behnam

　　阿瓦尼·贝楠，1940年在以色列出生，瑞士公民。

　　1976年获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发展硕士及博士学位。

　　1977年，贝楠成为联合国经济事务官员，之后相继任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联络办事处负责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海运处主管助理、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易发展董事会秘书、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高级顾问等。

　　作为联合国外交官，贝楠积累了34年联合国外交服务、组织国际性会议和重要事件的经验。目前，贝楠就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且又当选为国际海洋组织主席，近年来他又分别组织了2004年的乌克兰、2005年的澳大利亚、2007年度马耳他世界海洋和平旗舰会议。他是众多职业团体的一员，在加拿大举行的ILD上获得终身成就奖；为了表彰他所领导的国际海洋组织在印度海啸灾后援助方面促成的南南合作(2007年12月)，联合国大会上给他颁发“南南合作日”奖。为了表彰他杰出的领导能力，他被马耳他总统FenceAdami 亲自授予马耳他的黄金十字基金会奖章。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贝楠担任联合国展区总代表一职。

　　曾是海军的外交官

　　作为一名联合国联络官员，贝楠说过：“合作是消除暴力和战争的有效工具。”而在长达70分钟的采访中，年逾古稀的贝楠思维清晰，言辞谨慎，但笑起来又十分爽朗，连眼睛都眯成一条缝，和这句话一样，给人以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印象。

　　不为人知的是，主张和平合作的贝楠曾经是一名军人。13岁那年，贝楠开始在英国求学，念的还是军校，并于四年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并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伊拉克服役了两年时间。

　　或许是从军的经历让贝楠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体现出了军人式的干脆利索，但对一般人而言，从海军军官到经济事务官员，这样的角色转换不能说不突兀。

　　如果仔细翻阅贝楠博士的履历，人们会发现，他的众多成就大部分还是与海洋有关这其中就包括他作为兼任的国际海洋组织主席领取联合国大会颁发的“南南合作日”奖。

　　在此之前，初涉联合国事务的贝楠其实本是一个会议组织领域的“菜鸟”，但现在却成为一手为UNCTAD 建立视频会议系统的专家，并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赞许，而这样的履历也为他成为世博会联合国展区总代表埋下了伏笔。

　　对中国茶情有独钟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的快速发展尤为令世界瞩目，也令贝楠印象深刻。在与发展中国家组织的无数会议中，总能在涉及中国事务的场合见到贝楠活跃的身影，2006年，贝楠就大力促成了GPA（全球行动计划）第二次政府间审查会议在北京的举行。

　　贝楠与中国的缘分并非起步于上海世博会。他此前多次访华，并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中国特色心头好茶。

　　贝楠博士爱茶，这已经成为了和他相熟之人共知的秘密。在采访现场，联合国馆的建设方工作人员为我们递上了上好的铁观音，而在贝楠面前，一放就是两杯茶。

　　对此贝楠甘之如饴，小口小口地抿茶，“啧啧”有声，衬上一头白发，俨然一名资深老茶客。“这茶真好喝。”见记者看他，贝楠笑着解释，“我喜欢中国茶。”

　　对于中国的茶文化，贝楠很有一番见解。他认为，茶叶源自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对世界的独特贡献，而茶与茶文化都是地球的瑰宝和全人类的财富。

　　在去年6月份的世博会期间，“微博女王”姚晨现身联合国馆，为出任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任命仪式进行彩排，贝楠就曾特地从自己的办公室拿出带有联合国标志的组合茶礼相送。

　　此外，在世博会期间，联合国馆还曾为中国世博十大名茶辟出了约150平方米的展示面积。

　　“这个世界需要联合国，需要中国，需要更多用心说话的人。”这是贝楠在上海世博结束后说的一句话，而面对记者再次回忆起上海世博的种种细节，他依然满眼笑意：“世博已经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重要部分。”

　　“用心说话，用情沟通”，茶与世博会是贝楠对中国特殊情愫的体现，而他又将这种情愫传播给世界，或许，这正是中国带给贝楠的美好，也是贝楠带给中国的礼物。

　　“金融危机会影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您的意思是，金融危机会让发达国家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吗？”“不，我希望在这里加一句，只能说是有可能会这样。”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从经济事务官员起步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贝楠在用词上非常审慎，但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焦点并不只限于经济。贝楠说，上海世博会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有经济效应，更有知识财富，“这些财富不但能够让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受益多多，也是全球开展更紧密合作的催化剂”。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因为坐拥其大而获得长足发展，在对这一点的认识上，中国做得确实不错。”

　　“不管是G7、G20或者是G0，世界格局的变化并非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全球合作和合理政策才是影响全球经济是否能够取得发展的关键。因为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出现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很难独善

　　其身，因此而作壁上观更只能让

　　问题严重化和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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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西方阻力合作互补才是正道

　　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应强烈。以美国为例，从出台"购买美国货"政策到轮胎"特保"案的挑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阻力和成本越来越大。

　　新快报：对于惯常以“老大”意识自居的老牌西方国家而言，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势头多少会让他们心存警戒，从而以各种形式进行压制。对此，您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奋起直追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贝楠：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就以中国和77国集团来说，其共同目标就是消灭贫困，通过发展带来繁荣，达成千年发展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注意两点：首先就是要平衡经济各领域的发展，不能说只靠诸如石油等的产业“单腿跳”，应该全面布局；其次，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部分，应该要顾及到“国际公民”这一身份，也就是说，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能只盯往经济发展，还要承担国际责任，对诸如环保和气候变化等议题的关注就属此类。

　　新快报：对于您提到的发展中国家要承担的国际责任，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相关信息吗？

　　贝楠：国际责任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要担负的，毕竟没有哪个国家不受国际法规的监管（笑）。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所有国家都不能抱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虽然如此，我们一味去讲国际责任也有所不妥，而应该对其区别对待。因为不同国家所处在的发展阶段各自相异，所以他们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也应有大有小。

　　与此同时，建立起相关机制，让不同国家根据各自角色承担或多或寡的责任亦属必要，而且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兼顾公平，防止制度性的腐败和某种意义上的权力寻租（编者注：“权力寻租”源于经济学中一个解释特定腐败现象的重要理论，即寻租理论，指政府各级官员或企业高层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避开各种监控、法规、审核，从而寻求并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

　　新快报：联合国30多年来一直都在支持和推动发展中国家互帮互助的南南合作，在没有任何强制性条款的约束下，这种合作是通过什么机制来保证其不会脱序呢？

　　贝楠：虽然没有强制性条款的约束，但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还是存在一定的框架，2005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77国集团＋中国”第二届南方首脑会议就是一例。另外，联合国的积极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合作。

　　其实，要说让所有发展中国家形成利益团体的最强动力还是各自在发展过程中对合作的迫切需要。举例来说，77国集团中的所有国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不同国家扮演了家庭中不同的角色，利益诉求的互补是南南合作顺利开展的基石，举例来说，有些国家在贸易上见长，有的在科技和金融方面取得了更大进步……某国为了平衡国内的产业发展，通过合作取长补短就是不错的方式，所以说这种合作不是靠外力撮合的，而是源于内在的需求。

　　新快报：从金融危机伊始多国抱团取暖到现在各自为战，全球贸易壁垒有林立之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如此，就连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也难落其俗，您觉得应该如何解决这一尴尬？

　　贝楠：我真希望能够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笑），上述结果是部分国家利益诉求重叠所造成的。虽然不同国家或会政策互有抵触，但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从共同利益的角度去出发。回到上述情况，牵涉其中的国家肯定都不希望为眼前的私利而牺牲共同的长远利益，这或是解决上述尴尬的突破口。

　　另外，即便某些区域性合作组织内部出现了上述现象，这对相应组织的发展不会带来很大影响。就拿欧盟来说，虽然希腊和爱尔兰出现了债务危机，但是欧盟还是非常强大，并正通过制定救助机制予以应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充分显示了合作和团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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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责任资金与技术应“两手硬”

　　2010年全球天灾频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坎昆气候大会上就援助和资金到位问题亦是争得激烈。除此之外，对于是否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技术等议题，发达国家亦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一方面手头紧想“开源”，另一方面，心里慌怕被赶超。

　　新快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中表示，新兴国家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贡献。为了确保新兴国家更好起到经济危机“减震器”的作用，您认为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哪些帮助呢？

　　贝楠：诚如你所知，发达国家现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在我看来，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元气大伤的发达国家可能会大幅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发展中国家急需援助的正当时，发达国家同时面临如此遭遇，这只能说是非常不幸。同时，过去的一年全球自然灾害频频，这也大幅削弱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能力。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在这期间遭受不小损失。

　　新快报：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对于发达国家究竟能为发展中国家做点什么。在我听来，您刚才主要提及了和“钱”有关的援助，为什么？贝楠：来自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能够带来生产流程和技术的改进，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让其在国际规则下得到更大发展，所以说发展中国家很是需要这种类型的援助。

　　除此之外，发达国家还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和教育合作等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去帮助发展中国家，而不仅仅囿于资金方面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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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未来发展吸取经验少走弯路

　　2011年中国经济预测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主要特点为：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内需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上升，投资保持较快的增速，进出口继续保持增长。

　　新快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贝楠：中国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多，也非常重要。通过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中国在南南合作中成为了主角。除此之外，从贸易和人民币汇改等多方面来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人可皆知。

　　新快报：在中国积极在全球“托市”的同时，有学者担心，人均GDP只有美国八分之一的中国更应该量力而行，对于如何既能同时“救市”又能进一步实现自我发展，您有何建议？

　　贝楠：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因为坐拥其大而获得长足发展，在对这一点的认识上，中国做得确实不错，毕竟中国的发展需要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中国，两者能够通过合作实现互利互惠，即这种合作所带来的好处对两者来说是平行的，没有任何冲突，且不会随着时间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新快报：作为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馆长，如果说世博是中国实力的初现，那您认为中国在后世博时代的发展又该怎样扬长避短，继续发展呢？

　　贝楠：在我看来，上海世博的举行可以从三个不同方面进行理解：第一，中国希望向世界展现自己；第二，中国希望更多了解外面的世界；第三，其他国家想更多了解中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于，除了展现自己之外，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亦为重要。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将上海世博给中国带来的发展称之为“奥运式的发展”，因为全球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分享了各自对怎样让城市更美好的看法。

　　在世博之后，中国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更顺利发展，避开其他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遭遇的障碍，走更少弯路。与此同时，中国知道了全球其他国家需要什么，也知道了他们拥有些什么东西。举一个例子，国外技术人员曾在24小时内于上海世博园建了一栋可以抵抗8.6级地震的建筑，很多中国参观者就此了解到了相关的建筑抗震知识，拓宽了他们的思维广度。

　　总而言之，一场世博会给中国留下了很多知识财富，这些财富不但能够让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受益多多，也是全球开展更紧密合作的催化剂。

　　预测

　　展望新十年发展中国家声音洪亮

　　新快报：在联合国任职34年期间，作为经济事务方面的外交官员，您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特别多。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什么令你感受最深？

　　贝楠：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发展中国家成功和挫折互见，这是肯定的。谈到成功之处，那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教育和科技等多个方面。尤其让人注意的就是，部分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中国、韩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就是如此。与此同时，上述国家的经济还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强的免疫力。谈到挫折，撒哈拉南部的非洲就是一例，这个地区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当然南非除外。

　　联合国曾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究竟有多高大可以此衡量。在教育得到普及和提高的同时，我们也同时要正视和着手处理贫困和饥饿等的议题。

　　新快报：您认为全球格局在21世纪新的十年会有怎样的变化？

　　贝楠：在我看来，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经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发展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最近爆发的骚乱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人们不是常说：发达国家打个喷嚏，发展中国家就会感冒吗（笑）？我认为若非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任何相关措施的出台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对于未来十年的全球格局变化，发展中国家肯定会在国际上有更大的话语权，而这种成果的取得则应该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互相合作所带来的。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媒体称中国越来越像“世界银行”（笑），中国和金砖四国的其他国家正在引导南南合作向前发展。

　　新快报：从G7为全球经济撑场，到G20成为世界经济引擎。有美国学者认为，未来全球将迎来G0时代，即全球经济多极化时代的到来。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有人担心，在全球经济力量“被均势”之后，底气相若的各个国家或会在某些议题上缠斗更久，造成合作效率的下降，您对此有何看法？

　　贝楠：事实上，不管是G7、G20或者是G0，世界格局的变化并非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全球合作和合理政策才是影响全球经济是否能够取得发展的关键。因为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出现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很难独善其身，因此而作壁上观更只能让问题严重化和扩大化。故此，不管全球经济力量是“被均势”还是趋于集中，各国只有通过互相协调和倾力合作才能带来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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