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我国茶叶科技的艰难发展

这里所说的“抗战前后”，具体指1920-1949这30年。这段时间和清末民初一样，依然是一个多事之秋。北伐战争刚胜利不久，日本分割和侵略我国的战火又起；八年抗战才一结束，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又再打响。所以，这一时期我国政府的精力，除了打仗还是打仗，要说这时茶业和茶叶科技也有所发展的话，那亦不是政府而主要就是茶界同人首先是茶叶科技工作者发奋努力的结果。

我国近代的这后30年，如果就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再细分一下的话，那么大抵还可划分为北伐战争前（1920-1928）、抗日战争前（1929-1937）、抗战时期（1938-1945）和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这样四个阶段。下面，我们顺序将这几个阶段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略作简介：

1.北伐战争前我国茶业的继续衰落

对于这一段我国茶叶科技的历史，吴觉农在《中国茶业研究改进史》中讲得很明确：“到1928年国民革命完成北伐的十数年中，军阀割据，内乱频仍，当然无建设可言。”①从茶叶生产和出口的总的情况来说，1920-1928年的这段时间，不但没有什么发展，反而有进一步衰退之势。如1911年我国出口茶叶还有148万担，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跟随英国等与之断交，1918年，我国茶叶出口锐降至48万担，至1920年，更骤落为30万担。1923年中俄复交，虽然阻止了继续下降的颓势，但回升比较缓慢，并且幅度也不大。其时俄国每年从我国购买的茶叶，占我国茶叶出口总数的50％以上，这里不妨引1916-1928年我国输俄茶叶统计为例：

年份贸易额（担）
　　1916　1049933
　　1923　12064
　　1917　733653
　　1924　53410
　　1918　95705
　　1925　274517
　　1919　165334
　　1926　226990
　　1920　11566
　　1927　299992
　　1921　24699
　　1928　356747
　　1922　27594

关于这一时期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的衰退，在这一时期所撰刊的方志中，更是随处可见。如民国16年福建《连江县志》载：“红茶出于梅洋及西路诸山，前数十年为盛，今亦锐减矣。”②民国18年《霞浦县志》称：“茶季金融，颇足裨内山之生活，惜近来茶市衰矣。”③又《古田县志》也载：“迩来有名于社会者，只九都之乌龙，十七都之水仙而已。……此外，如大东区鹤塘、杉洋、邹洋等乡制造绿茶，尚有运省销售，然不及从前远矣。”①等等。

这些史实一致反映虽然清末民初社会上振兴茶业热了一阵子，但至20年代，我国茶业衰败的情况，仍未见有多少好转。这一时期茶业不振，各省茶界特别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要求复兴茶业的努力未泯。如1922年，留学在日本的吴觉农先生，心系我国茶业，还有根有据，详详细细，特地写了一份3万多字的极为全面的《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在这份对我国后来茶业改革有重大影响的建议中，作者对我国茶业发展的历史实际，我国茶业失败的原因及振兴的根本方策等等，都作了全面分析。他所提出的振兴茶业的第一方策，就是“茶业人才的养成”。所以，在北伐前的八九年中，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方面没什么建树，但在茶业教育或近代茶叶科技的推广和传播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如派学生到日本留学这点，继云南和浙江省之后，这一时期安徽省就堪称典型。据档案记载，在1920-1928年这几年中，安徽就先后派遣胡浩川、汪轶群、陈鉴鹏、陈序鹏和方翰周等多人留日。胡浩川、方翰周等，也是1920年安徽省第一茶务讲习所的首届毕业生。胡浩川1921年赴日本静冈茶叶实验所专学制茶，1924年回国。是年胡浩川回国后，安徽省又派陈序鹏至日本留学。方输周出国稍晚，他直至1927年才派去日本；也是学习制茶，1931年回国。这批各省派至日本学茶的留学生，他们中的不少人，如吴觉农、胡浩川、方翰周等等，在抗战前后和解放以后的长期茶叶工作中，为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都作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

在茶业教育方面，清末民初提到的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云南实业厅创办的茶叶实习所、湖南茶业讲习所依然还继续存在，但各自也有些变化。如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由灌县迁至成都，这期间并改名为四川省立高等茶叶学校，学制三年，至1935年才停办①。云南茶叶实习所在1924年前后，也在昆明市郊购得一块荒地，呈准开辟为模范茶圃，将实习茶场从宜良迁至昆明②。湖南茶业讲习所这时由长沙移安化后，也改称湖南安化茶业讲习所。此外，1918年安徽创办的休宁茶务讲习所和屯溪安徽第一茶务讲习所等，也都延续到1921-1923年才关闭。这些讲习所不但为地方培养了专业人才，在科技方面，也为当地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2.抗战前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

北伐胜利至抗战这一阶段，虽然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得陇望蜀，各地的经济还仍凋敝，但民国的一统局面毕竟为我国茶业的近代发展，也带来了某些基础。另外，加上这期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者，以及国内一批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如张天福、庄晚芳、陈椽等等相继投身茶叶工作，所以，由于这批近代茶叶科学工作者领导和加入我国茶业改革的实际，从而使我国茶业的近代化建设，也真正获得了切实和较快的发展。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完成的主要工作，首先是茶叶检验机构的建立。1887年以后我国茶叶贸易的“日形减退”，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各地茶叶商贩“作伪搀杂”，所以早在1914年张謇任农商部长时，就呈文“拟在汉口、上海、福州等销茶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并初拟了一份《茶叶检查条例》①。

但由于一些具体原因，茶叶检查所实际没有建立起来。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1928年在上海才正式筹建商品检验局。1930年吴觉农至该局工作后，围绕茶叶检验和生产、贸易，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这时也直到这时，我国政府设立的茶叶机构，才开始由消极的限制和税茶，对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真正起到领导和促进的职能。继上海之后，汉口等出口茶叶口岸，也相继成立了商品检验局。1931年，上海商检局由吴觉农、张康泽等人草拟出了我国第一份《出口茶叶检验规程》；6月29日经“茶叶标准审委会”通过后，报实业部批准，予7月8日在报上公布，并由上海商检局对出口茶叶首先执行②。

1932年7月中旬，实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商品检验会议，提出当年茶业最低检验标准，除上海外，这时汉口商检局也开始执行①。

其后，每年对检验标准又不断调整和不时注进新的内容。这些对保证我国出口茶叶质量，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1936年起，实业部又倡导各产茶区实行产地检验，这不只使产地和出口检验结合，而且使检验由消极检查变成为对茶叶生产的一种积极推动和指导。另一重要工作是调查考察。当时上海商检局局长蔡无忌在其改进华茶方案提出的第一项工作中，就是要开展“调查考察”。其称“欲图华茶对内事业之改善与对外贸易之扩充，其办法须积极调查各省栽培制造状况，各产茶国改良步骤。”②

这一点，也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致看法。如1932年，当行政院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时就提出，“稻麦棉丝茶五项为中心改良事业”，布置东南各省和各重要茶区，分头派员进行实地调查。当时参加茶业调查的，除农村复兴委员会下属机构和上海商检局外，还有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四省农民银行委托金陵大学农经系等许多单位（一般都有具体的调查报告发表）。如中央农业实验所在1933-1934年间，通过“各省农情报告员”的调查统计，在1934年11月对各省茶叶消费、各省茶叶代用品和各省茶叶生产实际，都一一列出了详细的调查数据③。

而这些调查报告中最具参考和指导意义的，还是吴觉农和胡浩川所编写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一书。是书即是据吴觉农等所调查的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茶叶生产资料写成的。除此，1935年前后，吴觉农还奉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等单位派遣，至日本①、印度、锡兰、爪哇及英国、苏联等地调查了茶叶产制、贸易和消费等情况；回国后又撰写了《中国茶业问题》一书。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央立法院统计局根据这期间各地陆续上报的调查材料，还核定出版了《中国七十二年来华茶出口贸易报告》②。

这些对当时茶业改革和发展，不但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而且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蔡无忌改进华茶的第二条措施，就是针对过去栽培和制茶“不用科学方法”的缺点，提出要“筹设试验及研究机关”。前面说过，1915年农商部在安徽祁门设立模范茶场，是为我国最初运用近代茶叶科技进行生产和推广的机构之一。但据调查，至1931年，国内先前成立的茶叶研究机构，因时局混乱，茶叶贸易继续疲软，除祁门茶场外，已荡然不存。祁门茶场，当时也只是派员看守而已。在茶界的强烈呼吁下，后来实业部下属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及上海、汉口商品检验局，才于1932年11月初，首先联合承租江西修水白闲坑振宁茶植公司茶场，建立了“茶业改良场”③。

在此举的推动下，各省也相效成立了若干类似的茶叶研究和技术推广机构。如是年湖南省在长沙高桥，也跟着成立了茶叶改良机构；安徽建设厅在1933年3月，也通过省府公布祁门茶场“组织规程”，将原祁门场接管改名为“安徽省立茶叶改良场”①。1934年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成立，其农业处进一步提议，将江西修水和安徽祁门的茶叶改良场合并为一场，场部设在祁门，经费由农业处补助。1936年，农业处撤销，茶业行政仍由实业部领导，祁门茶场复归省立，由中央每年补助经费数万元。中央补贴的这一体制一定，福建、浙江和湖北等省，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如1935年福建在崇安、福安，浙江在嵊县三界，湖北在蒲圻羊楼洞等地，都相率成立了不少类似的改良场厂②。

因此，这一时期茶叶科技队伍空前扩大，设备也得到一定改善，我国茶叶工作者在近代茶叶科技的研究和推广方面，也相应作出了许多显著的成绩。以修水茶业改良场为例，1933年4月由中央农业实验所三单位接办，至6月底的《中央日报》就报道称：“现闻该场头茶已转运到沪，经各大茶号及购茶洋行品评，红茶之色香味均极良佳，其优者堪与印锡红茶相匹敌，次者亦不亚于祁红。兹该场以原有器械尚不甚完备，对于制茶机械改良研究不遗余力，除由吴委员觉农、方委员翰周设计所造之绿茶机械运场试用，成绩甚佳，并由该场主任俞海清、技术员冯绍裘设计制造红茶萎凋机……，极为灵便。该机已于本月十四日实地试用，所萎凋之叶，无异于阳光晾青者。如是则我国多年以来天雨不能制造红茶之困难，一旦迎刃而解矣。”③抗战前茶业近代发展的另一重大措施，就是积极在流通领域克服和消除封建陈规，成立运销合作一类经营整理机制。长期来，我国茶叶出口，茶从茶户手中卖到国外，“须经过十几道转折”，洋商及中介栈商，从中操纵渔利。针对这一宿弊，1932年吴觉农在兼祁门茶场场长期间，试办茶叶运销合作社，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祁门茶商十有九亏，而唯独该社“有15％的盈余”；因而在1933-1934年，茶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了起来。1936年，这种运销合作，由茶户甚至扩展到了省际。是年4月，安徽和江西两省政府，不顾上海栈商的激烈反对，为减少和取消中间剥削，两省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由省方直接贷款，直接运销，打破了几百年来中间栈商的垄断，建立了抗战前自运自销的基础①。

这种民间的茶农合作社，既是茶户合作组织，也是近代技术的推广组织，有些茶树栽培管理和茶叶采摘制造技术，正是通过合作社加以宣传和推广的。这一阶段，也是从清末以来我国茶业和茶叶科学技术改革和向近代发展进程中，最有成效的一段。

3.抗战期间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

抗战爆发以后，随我国大片国土的沦陷，当时我国茶业的贸易和有关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因此，尽管其时环境艰苦，我国在这个阶段的茶叶贸易、生产和科研、教育，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如上海沦陷后，我国茶叶出口市场转移香港，1938年6月，财政部颁布了第一次战时产业统制的“管理全国茶叶贸易办法大纲”①，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办茶叶的对外出口业务，在全国推行茶的统购和统销。这一改革结果，不但革除了过去茶叶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诸多陋规，减少了中间剥削和洋行延期付款扣现等旧弊，使广大茶农和茶商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出口贸易。如1938和1939二年，我国茶叶出口额、出口价格都比往年要高，是年茶叶出口创汇，在全国所有出口农产品中，也是首屈一指。后来日本实行海上封锁，我国从香港出口受阻，在贸易机构和政策上，才不得不又多次进行调整。据吴觉农先生当时对茶叶统购统销和自主贸易的肯定，其成就“最堪为茶业界所注意的”，就是“外销红绿茶的分级的厘订”②。

过去洋行或代理商收购茶货，完全据当年该国总部通知而定，而我国内地茶商，则又都是根据去年出口茶类的数量、价格收购，故历来出口供需不能协调。实行统购统销后，贸易委员会一面以国外需要规定内地生产数量，并在内地收购规定农商利润，去除了过去中间栈商从中抬高抑低的流弊。为了定价收购的公平，并在中央提高品质的主管政策之下，实行优质优价，因此对品质的改进，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为了贯彻和实施贸易委员会的全国茶叶贸易管理大纲，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与浙江、安徽等有关各省，还订立了茶叶运输合约，领导各省茶叶的管制生产。这时，各产茶省也相应成立了茶叶管理处或局，负责茶业的各项改革和行政管理工作。这些改革和机构的建立，不但稳定了当时的茶叶生产和贸易，而且对于出口茶叶进一步支援抗战，也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其次，在这一时期前期，茶叶合作事业，也取得了突出的发展。上面说过，制茶合作社由吴觉农等先生倡导，战前在祁门、平水等茶区便取得了较大成绩，抗战开始后，随爱国热情的高涨，我国闽、浙、皖、赣、湘、鄂等省的合作事业，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以浙江为例，据陈观沧先生回忆，1938至1939二年，浙江全省合作事业的发展，宁治台区7县，共成立制茶合作社73个，社员4226人，组办茶厂9家；温处区4县，建社32个，社员4240人，设厂15家；遂宁区三县，建社29个，社员3572人，办厂1家；接近敌占区的于潜、孝丰、昌化、临安、分水、富阳等县，也建社23个，有社员4645人①。

至1941年，浙江制茶合作社达307家，社员人数总计达27805人。是年贸易委员会茶业处处长吴觉农到衢州万川筹办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率中茶公司大批技术人员直接参与遂安、淳安、开化的合作运动，使这一茶区合作事业，更取得了满意的成绩。据统计，是年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等共集中精制各社毛茶17028担，当年各茶厂的箱茶，均由中茶公司收购后转运香港出口。在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下，合作社无疑对茶户和小商是一种有效的保障。吴觉农对其时遂淳茶区的合作有这样评价：“这一工作的展开，使遂淳区的绿茶品质大为改进，茶农利益增加，全区的组织完成，创合作社新记录。”①

其他对茶叶质量的提高，可以说是合作社成立后的普遍现象。但至1942年，浙江由于日寇在沿海和沿浙赣线发动进攻，人民流散，茶园荒芜，茶厂被毁遭劫，一度兴起的合作热衰落下来了。其他各省，非遭日寇战祸，也因中央补助经费停发等由相继烟散了。由于上述战时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社会上对茶叶科技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过去各地讲习班形式培养的学生，办办停停，人数、质量也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所以，这一时期在茶叶专业教育上，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发展。如抗战时期，我国茶叶改由香港出口后，负责办理这一业务的富华公司，应统购统销的急需，就首先在香港和上海招收20余人，经几个月的培训，即把他们派到了内地工作。1940年中茶公司改组以后，亦招考过高级及中级茶训班一次。至于各省特别是安徽、浙江二省的茶管处、改良场、茶厂，也分别招收过类似的训练班。这是应急性的一种就业教育。对这批人如吴觉农所说，他们在后来的“行政及技术方面多有贡献”。关于农校和茶校茶学专业开设的情况，除1935年福安开办的茶校和前面提过的湖南修业职业学校茶业班（后迁安化茶区）继续存在外，在福建崇安也办了一所初级茶业学校；1940年，方翰周在江西婺源改良茶场内，创办了一所茶业职工学校（1947年迁修水改名为修水茶业学校）；1940-1944年，安徽省在徽州农业职业学校内，也增设茶叶科，“学制三年，共办了两期”①。

茶业中等教育是战前即有，但高等教育则是这一时期的新出。抗战期间出现的茶业大专班，有1940年英士大学特产专修科所附设的茶业专修班；东南“第三战区”在崇安筹办的苏皖技艺专科学校的茶业科（后因经费等由，招收的20多名学生后并入福建省农学院继续学习）和复旦大学茶叶组。复旦大学茶叶组，是我国解放前最有影响也是唯一的一所本科专科并招、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茶叶高等教育机构。1940年春，复旦大学内迁重庆，校方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中国茶叶总公司三方协商，决定在复旦大学内同时设立茶叶系、茶叶专修科和茶叶研究室（后因当时主管教育的部门认为茶叶乃一种作物，面窄不宜设系，才改称为组附在农艺系），其经费主要由中国茶叶公司负担，学生毕业，也尽先由中国茶叶公司选用②。

复旦茶叶组第一年在西南和东南分区招收本科和专科各二三十人，1942年毕业的20多名专科生，均由中茶公司任用，抗战期间为茶叶战线培养了不少茶叶技术骨干。在茶叶科研上，这一时期和教育一样，也有不少发展和成绩。前面提过，在3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我国沿海和中南的长沙高桥，江西修水，福建崇安、福安，湖北羊楼洞，浙江嵊县三界等地，就建立了一批茶叶改良场厂。抗战军兴以后，除在西南如1939年在贵州湄潭，1940年在昆明宜良、凤庆顺宁等地继续兴建了一批这样的茶叶改良示范单位外，1941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浙江衢县成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1942年迁址福建崇安，改名为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①。

这也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茶叶科学的专业研究所。上述各地的这些改良研究机构，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不同程度地都积累了一批发明和创造。以制茶和茶叶加工机器为例，这时在湖北、云南各地有较大推广的“木质揉茶机”，人力、畜力可以两用，就比引进的印度、日本同类机器，克服了动力限制。再如安化茶场设计的筛分机，使用灵活，非舶来者可比；祁门茶场制有萎凋柜、足踏茶筛及特置加温萎凋室；婺源茶场的木质筛分机、发酵加温箱及烘筒代替锅用②。

但这些还只是改良场厂的一些技术改良。崇安茶叶研究所的科学研究情况，陈观沧先生对该所1942-1944年茶树栽培、茶叶制造、化验和推广方面，有一个很完全的记录，因这具体反映也代表了当时我国茶叶科学研究的水平，这里我们不妨选录如下：

1．栽培方面。①育种试验。分鉴定、选育、创新三个科研途径，对茶叶品种、单本选择、武夷名丛性状、开花习性、茶树遗传因子等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②繁殖方面。对播种、压条、扦插等法及茶籽储藏、播种期等进行了试验。③生理试验。如茶树日照、茶树抗寒与制茶品质关系的研究。④栽培试验。对水仙树型剪定、茶树剪枝日期以及摘花、摘果等项目的研究。⑤病虫害试验。对武夷山茶树煤病以及茶蚕和茶毛虫等当时茶区盛发的病虫害进行研究和调查。

2．制造方面。①品种试验。分别在崇安、安溪两地进行。各茶树品种制造红茶、绿茶（眉茶、珠茶、龙井、莲芯）、青茶（乌龙茶）的适制性试验。②红茶、绿茶、青茶的制造方法试验。③红茶分级及碎切茶试验。分别在祁门、崇安、福安进行，同时向全国红茶产区征集样品进行红茶分级拼和试验。④包装储藏试验。⑤制茶机械的设计与有关试验。3．化验方面。①生化研究。如茶叶分级化学标准的探讨、岩茶制造过程中水分变迁研究。②工业试验。如咖啡硷的提炼，茶叶杂料制造等研究。③肥料试验。如厩肥、树叶肥田、天然肥料的各种比较试验。④土壤研究。如土壤盐基饱和度、武夷茶岩壤调查研究。4．推广方面。主要有办理茶树更新、调查统计和编辑出版书刊这样三方面工作①。

关于调查统计和书刊出版我们不加多谈，这里仅就茶树更新稍展开一说。因为这一点和其前的统购统销，是战时茶叶改革的两大茶政。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封锁海上，我国海运茶叶出口中断。为避免茶园荒芜、救济茶农生活，也为战后茶业复兴积蓄元气，吴觉农先生高瞻远瞩，提出“幼树留蓄，壮树继续采制，老树则彻底更新”②的“茶树更新运动”。茶农更新的经济损失，由中茶公司出资补贴，具体组织、办理，由崇安茶研所和茶树更新运动指导处负责。从1942年春天开始，至1944年底结束，3年中共维护了10余万亩茶园，更新了1000多万的茶丛。这一数字，与原先计划是无法比拟的。但原计划第一年中茶公司就应出资1000万，3年完成；但实际3年中只收到中茶公司300万元。所以，上述数字，有人形容“不是用钱，而是用工作者的心”完成的。因为经费等诸多原因，运动计划受挫，一波三折，没有完成原定的目标，说以失败告终也可以。但是，正如吴觉农指出，除维护了10万亩茶园外，“尚育成茶苗200万株，并完成浙、闽、皖、赣四省外销茶区土壤调查”；另外，在推行更新之区，使茶农普遍地获得更新的知识，这更是无法以钱来衡量的。所以，这一运动在更新本身可能成绩不怎样大，但其在技术和技术推广上的意义，是深远和应当肯定的。

4.战后茶叶科技的凝滞和结语

上面所说为战后茶业复兴作积蓄的茶树更新实际成绩不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至少反映在抗战期间广大茶叶工作者对战后充满一种美好的憧憬。可惜事与愿违，抗战的烽火才息，内战的枪声又响，当局先是忙还址接收，接着考虑运兵打仗，不久搞搬迁逃亡，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实在没有也无心考虑什么茶业复兴的计划。至于各具体单位，等于处于无领导状态，只有收缩，没有什么发展。如复旦大学1946年迁回上海前，茶叶组就停止招收本科学生；崇安茶叶研究所，也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前夕停办，至于各地茶场、茶厂，至1948年下半年，到处都呈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在科学技术上虽也不是一无可说，但可说的实在不多。我们不妨把我国近代茶叶科学技术的发展，划到与抗战一起结束。我国近代茶叶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从清末讲到40年代差不多正好半个世纪。大致在抗战时期，在某些学校和改良构，其科学技术就达到了世界近代科学技术的水平。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作为确切的标志的话，笔者唐突地暂把复旦大学茶叶组的建立，作为我国茶叶科技进入近代的标志。因为从复旦茶叶组当时开设的这些课程：“茶叶概论、经济学、作物通论、化学、土壤学、肥料学、植物生理学、茶树栽培、茶叶制造、茶叶化学、茶叶贸易、茶叶检验、茶树病虫害防治、遗传育种和茶厂实习”，就足以说明了我国其时的茶叶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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