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我国茶叶科学技术的向近代转化

近代自然科学技术，是在西方中世纪传统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于茶叶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上述事实，所以，必然地也出现了这样两种特别的结果：第一，即中国虽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茶叶技术和茶叶文化，但由于其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较长，故其先进的古代茶叶技术，并没有获得发展为近代茶叶科学技术的社会条件。第二，西方最先完成了中世纪科技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并且也具有创建一切近代科技的社会条件和能力，但由于此前他们不知道茶的生产，所以在他们全面创建近代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当然也不可能凭空创建出近代茶叶科学技术来。因此，非常明显，世界近代茶叶科学技术，必然也只有中国传统茶叶技术和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或者是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对中国传统茶叶技术进行改造后，才可能产生和出现。这种结合或改造，不是别的什么时候或场合，而正是上一世纪后期英国和荷兰人在南亚引进中国茶种、茶叶技术大规模发展种茶时开始的。这一点，也是近代茶叶科学技术和其他多数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所不同的一点。

西方或世界近代茶叶科技，是先有近代运输、贸易而后才有茶树栽培、制茶科学技术的。那么，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的形成发展，是否也这样呢？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如果把外国人在我国开设的茶叶贸易机构也列入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研究的范围，那么，我国近代茶叶科学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一样，也是先有近代茶叶运输和贸易科技。反之，如果以我国自己茶业的近代发展来说，则我国近代茶叶运输、贸易科学技术，基本是和近代茶树栽培、茶叶制造科技同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外国贸易机构，具体是什么时候将近代茶叶运输、贸易科技带到我国的呢？这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夷馆区的建立。西方和中国的茶叶贸易，清政府起初只准外商和广州官商开的茶行买卖，其所有船只，一律要停泊距广州十哩外的黄埔。后来，由于收货、分装都在船上进行不方便，各国商人通过官商取得清政府的同意，准许他们在官商商行附近集中租赁一小块土地，建房设栈，这就形成了后来所说的广州“夷馆区”。这些夷馆，全都滨河而建。据记载，鸦片战争前夷馆区的“夷馆”，从西向东为丹麦、西班牙、法国、美国、奥国、瑞典、英国及荷兰的“工厂”。在这条狭长的街道上，有十三座建筑，故名“十三行街”①。这些工厂，起初主要是作堆放茶叶的货栈，后来除存贮外，更重要的是用来进行筛选、拼配和分装等等，就变成名符其实的茶叶加工厂了。广州的这些工厂或货栈，由于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加，不久均关闭了。至于这些工厂在鸦片战争前有无使用机器？已无法查证，但即使还未用机器，其经营管理，也当会吸收一部分西方近代管理科学技术成果的。

西方在我国领土上使用轮船运茶和机器加工茶叶，最早的记载，是上世纪60年代由俄国商人在汉口开设的砖茶厂开始的。1861年，俄商在汉口所开的砖茶厂，其初也完全是按我国传统工艺和设备设计的。但他们不久就发现，我国原来生产砖茶的设备效率太低，把他们工业中使用的蒸汽压力机，首先移用到砖茶生产，替代我国旧的“木质平压机”。这可能也是制茶所最初采用的机器。据文献记载，1878年，汉口俄国有的砖茶厂，在蒸汽压力机基础上进一步又引进了更先进的水压机。除汉口外，俄国和英国茶商，还在福州，后来又在九江开办了多家砖茶厂。据统计，其时单汉口和九江两地，俄商开设的砖茶厂就“多达10余家”，使用的蒸汽压力机、水压机有数十台之多。

这里需要指出，这些砖茶厂使用的机器，和我们后面要说的机器制茶，不但生产的茶类和设备不同，性质也有区别。我们说的近代机器制茶，不论是红茶、绿茶和青茶，原料都是茶树鲜叶。砖茶厂的原料，除收购中国的茶树枝叶外，有的还从锡兰购买大量的茶末掺和，所以其在生产上带有茶叶再加工性质。因此，我们把这些外国人开设的砖茶厂和他们使用轮船运茶等情况和前面说的广州夷馆区的厂栈相联系，并把它们也划入近代茶叶运输和贸易科技的范畴。

另外还要指出，这些外商在我国使用轮船和机器运输、加工茶叶，其目的也绝不是为帮助我国茶业的近代化，主要的还是为他们对我国的更进一步的掠夺。这一点，左宗棠有这样一段很好的揭露：“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指福州），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箱（商）往往亏本折资本。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①很明显，洋人所以很快把他们在国内还不多的轮船拿到中国来用，目的自然只是为他们赚更多的钱。砖茶厂的情况也是这样，其压力机无疑较我国木质平压机工效高得多，但由于我国砖茶手工工场“大都为临时性质，不利于购置新式设备”，所以，如距武汉很近的羊楼洞的众多砖茶工场，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还是循守旧法。这也即是说，外国在华企业首先采用的这些近代科学技术，对我国传统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实际也无多大影响。所以，即从这二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和有必要把外国在我国这些企业的近代茶叶科技，与我国自己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相区分开来。

那么，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究竟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向近代转化的呢？笼统地说，也即西方在我国传统茶叶科技基础上创建出近代茶叶科学技术并明显显示出其优越以后。如前所说，鸦片战争以前，外国购买我国茶叶，集中由广州官商办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用武力强迫清政府进一步开放，因而使我国茶叶出口和生产，也出现了一个更加巨大的发展。以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华茶贸易为例。据马克思统计：1793年，英国购买中国的茶叶“还不超过161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现在（1853年）已超过了6000万磅”。①这即是说，在鸦片战争前后半个多世纪中，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至少翻了两番。至咸同年间，我国茶叶出口依旧保持继续递增的势头，据海关统计，1866年，我国茶叶输出的总额为120万担；1872年，茶叶出口增加到了170余万担；1882年，进一步增加到201万担；至1886年，四年中更猛增到221．7万余担，创造了旧时我国茶叶出口的最高纪录。非常明显，在这之前，我国茶叶出口一年比一年大幅度增长，加之其时英国、荷兰在南亚发展茶叶生产不时从我国购买茶种和延聘茶叶技工去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我国的传统茶业和茶叶科技，自然是不会感到其不足和需要改革的。所以，在此之前，明确说在1886年以前，我国是不会提出要改革我国传统茶业和茶叶技术的。

事实也是如此，1887年起，我国传统茶业和茶叶科技，在西方茶叶生产和近代茶叶科技尚未发展起来以前，犹如回光返照，急剧上升到了顶点。但是，当西方茶叶生产和近代茶叶生产科学技术建立发展起来以后，与我国传统茶业和茶叶科技一比较、碰撞，我国传统茶业就急转直下，由发展的顶峰，坠落到衰败的低谷。这一点，我们从1887年以后我国茶叶出口锐减的情况中也可找到说明。1886年，我国茶叶出口为221．7万担，1887年即降为215．2万担；至1891年，减为175万担；1901年，又从1897年的153．2万担，一下跌落到115．7万担①。

从1886至1901年的15年中，我国茶叶出口锐减了106万担，减少52％还多。同光年间我国茶叶出口的这一起落，在我国茶业和茶叶生产上，就出现了一个先是一哄而上，盲目发展，接着又一风而散的曲折，使我国茶业蒙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以福建大田和广东南海二县的变化为例。据民国《大田县志》记载，“大田茶叶，原为生产大宗，在三十都各处，多茶山，每年采做乌龙、小种红茶，售额可达万余金。自清季以来，省中茶价跌落，茶商多亏折，兼之时局影响，以致商家无敢采办，而各处茶山亦因之荒废。”②宣统《南海县志》也说：“茶叶以前为出口货大宗，现在出口之数，历年递减，光绪十八年出口尚有六万五千担，至二十八年，出口不过二万四千担，盖西人多向锡兰、印度购茶，以其价廉也。前后仅距十年，销数之锐减已如是，中国茶业之失败，亦大略可睹也。”③从这里也可看出，我国茶业走上近代改革这一步，并不是一件自觉和愉悦的事情，实质上是一种失败后的痛苦求进。上面我们提到，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是1887年以后的事情。后到什么时候呢？1887年是1886年前连年递增的头一年下跌，总要连跌几年以后，才会看出和证明确实是衰落，再由衰落进一步提出改革或振兴。所以，明确地说，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改革，当是上一世纪90年代，而且主要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不同阶级，各派势力，以不同方式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朝政腐败，要求社会变革，要求学习外国技能等革命和爱国意识最为高涨的时期。在上世纪90年代，对我国改革和科技发展最有影响的，主要是洋务和维新两派和附属或游离于这两派之间的知识分子。其中尤以洋务派为最力。如189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减少两湖茶商亏累，就直接进行过运输红茶至俄试销的努力①。

至于维新派，戊戌变法虽只百日就夭折了，但其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许多主张，如要求“振兴商务、农务、工业，奖励工艺创新，开矿筑路”；“改革科举制度，设立学校，设立译书局，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和派人出国留学”等等，还是符合社会需要在后来以至民元以后仍继续奉行。为了吸引和争取更多的士人参与、支持洋务及维新，两派特别是维新派在北京、上海、湖南、天津等地成立和创办了很多学会及报刊。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带来了很多近代科学技术的信息。这些说明，在19世纪末的近代改革大潮中，那些具有爱国和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实际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和影响。这里还需补充说一点的是，当时茶业在全国还没有学会和专门的科技人员，其改革和近代茶叶科技的介绍，主要隶属于农学会和由《农学报》刊载的。

上面这些情况，也即是说我国茶业由极盛一下坠入衰落的低谷，不是在别的什么时候，而正是在洋务派自强求富，维新派要求保护资本主义发展和农学界宣传“务本兴农”的高潮之际。所以，我国茶业的骤然败落，不但成为洋务、维新和务农知识分子用来说明他们主张或宣传改革的现实最好理由，而且也是他们用来标榜和实现自己改革和希望的最好出发点。不妨随便举例来说。如当时任户部员外郎被维新派推选为“强学会”会长的陈炽，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条陈茶政”的奏折中就提出，“中国茶务昔盛今衰，其故有三”：一则是印度、日本仿种太多，一则是洋商之抑勒太甚，一则是山户和商人互相忌嫉、抬价，以致使茶务“江河日下”，补救无从。严格说，陈炽分析我国茶业昔盛今衰的这三点理由，并无抓住根本；但其后面提出的“补救”四法，却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不少维新者的看法。其补救第一法是“参用机器”，克服人工炒焙不匀的缺点；二是准设小轮，江西、湖南需经鄱阳、洞庭之茶，可不受风雨之阻而免遭西商抑勒；三为设立公栈，茶货不单独而是集中和外商议价，变由洋商为“由吾操纵”；四曰暂减厘捐，印度茶叶便宜，是因为税轻。这也是清朝政府关于我国茶业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和怎样改革的早期文献之一。洋务派对茶业改革的关注，也以张之洞为例。1898年，张之洞在《饬江汉关税务司设立厂所整顿茶务札》中，对其振兴茶业的观点，表述得也很清楚。他说，要整顿茶务，挽回茶利，关键是要抓住“栽种必明化学，焙制又须机器”这两点。要做到这两点，“非合各富商之力，纠股设厂，延请洋人督率教导”。这一点，张之洞把茶业的“洋务”，实际变成了“洋人之务”。他对江汉关税司的穆和德十分赏识，称他“于茶务目击情形，深明利弊，极愿为中国茶务谋补救之术”。因为这样，所以张之洞把湖广“筹划种茶制茶之良法，在汉口或产茶地方设立厂所”等振兴茶业的大权，全部交给了江汉关税务司，要他们寻访明理茶商，“商集股分，以及如何购机制茶，以成佳茗；购地试种，以期推广；并延请洋人，酌雇印度工人”①等事务，都交给了穆和德。张之洞此文，不是纸上说说，规定“札到”，就要立即“按照上项札行事理”。是实实在在推行茶务改革的。至于农学会对振兴茶业的重视，可从《农学报》刊文的情况也多少看出一点。《农学报》发刊词中提到的该刊内容“门目”，有农理、动植物学、树艺、畜牧、林材、渔务、制造（如酒糖酪罽之类）、化料、农器和博议十类②；茶只是其中“树艺”中的一种作物。可是，我们查阅1897-1898这二年的《农学报》后发现，在每期薄薄的一二十页文字中，有关茶叶的奏折文札、茶事报道和国外科技，期期多有，其内容超过蚕桑、树艺和畜牧，占居最大篇幅。那么，当时我国有关方面，为什么对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改革这样重视呢？显然，这绝不是因为茶树栽培面积大或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等原因，而主要是因为其长期来一直是我国重要出口物资所决定的。从上面例子可以清楚看出，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不但一开始就和我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务农会的农业改革相联系和结合，而且实际也成为这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重点。因为这样，所以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改革，就不但带有某些洋务和维新派的特点与观点，而且大体上也采取了与我国农业近代发展基本相应的路子和方法。具体来说，如梁启超为《农学报》写的发刊序中所讲：其路子就是“近师日本，以考其变通之所由；远摭欧墨（美），以得其立法之所目。”①

说明确些，也就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和学习欧美的科学和技能。这一点，在《农学报》的内容中，也反映得很明显。其编辑部有懂日文和英语的编辑各一名，译文栏目也分“东（洋）报”和“西报”二栏，每期日本和四方报刊译文的字数也大体相近。在日本译文中，对明治维新的经验，尤为重视。如光绪二十六年，《农学报》的主要编辑罗振玉，还特地编写了《日本农政维新记》一文，以大事记的形式，详细介绍了明治维新三十年来日本在农业改革方面的主要活动和具体经验。《农学报》刊登《日本农政维新记》，也是针对其时我国关于农业包括茶业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的实际而发的。在上面提过的张之洞和陈炽的看法就不一致。陈炽提出振兴的四法是使用机器、添置轮船、设立茶栈和减少茶税；张之洞的茶业发展，只提运用化学栽种和机器制茶二条。《农学报》编辑部的意见，也是二点，其称中国茶利日替，其故有二：“一由于华商资本太薄，不能久持待价，至堕西商算中；一由于中华焙制不合西人口味。”①

如何挽回呢？他们提出，一是厚其资本，一是改用机器焙制这样二条。愈说愈玄，浙江瑞安有人在一份条陈中说得更简单：“纲者何？设公司以揽茶务是也；②”认为只要成立了公司，一切问题就可解决了。总之，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上下各地，围绕茶业发展，确实提出了不少的方案和意见。但是，实际情况又怎样呢？这犹如英人在报上讽笑的那样：所“进变通新法之说虽众，皆如马耳之射春风。”③所以，我国各地清末的茶业改革，看似有领导、有组织，但实际依然还是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计划。不过，不管当时我国茶业改革意见如何纷纷纭纭，也不管各地改革时间有先有后，但总括起来说，我国近代茶业的改革发展，不外下面要说的成立促进茶业发展组织，派人出国学习、考察，采用洋人栽种新法，推进机器制茶，组织参加国内外博览，开办茶务讲习班和传播茶叶科技知识等这样几个方面：

1.振兴茶业组织和派员出国情况

清末促进农业的组织，有“务农会”或“农学会”；但是，茶业没有筹建这种全国或省际的学术团体。官办的组织，见之于记载的，也只有上面提过的张之洞“饬江汉关税务司”成立的整顿茶务厂所。但这些以研究、推广机器制茶和新法种茶的厂所到底成立多少？后来情况又怎样？没有找到其他记载，所以也只此一提。由茶商和地方绅士自发组织的振兴茶业组织，以福建建瓯的“茶业研究会”最有成效。建瓯北苑，是宋代贡焙所在地，当时社会上有“金易得，建茶难得”之说。但自元代贡焙移至武夷以后，建瓯的茶业由衰以至渐渐荒废。清咸同年间，随茶叶出口的急剧增加，一批外地棚民至“钟山”租地种茶，也带动本地山民垦种茶树，“所产工夫茶年以数千百万计，实超宋代而过之”。但不久，光绪中期左右，我国茶业衰败，建瓯绝大部分茶利“无复保存”。“嗣是，有和兴茶业公帮，起而讲究种植制焙诸法，寻改为建瓯茶业研究会，联络群力，锐意改良”①。

茶业研究会前身的“和兴茶业公帮”，当是成立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或本世纪初。研究会发动大家“锐意改良”的结果怎样呢？“宣统二年（1910），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在江宁今南京召开），如金圃、泉圃、同芳星诸号，均获优奖。民国3年（1914年），巴拿马赛会，詹金圃得一等奖凭，杨端圃、李泉丰得二等奖凭，此其效也”。顺便指出，建瓯茶业研究会在本世纪20年代之前，本地业主团结奋勉，是取得不少成绩的。但至20年代以后，由于人事的变动，广帮、潮帮茶商的反客为主，茶业研究会的活动和作用，就“日形衰落”了。

关于派员出国学习、考察，从有关资料看，在光绪后期，在农业方面，即有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情况，但是，茶叶方面，清朝只有派人到印度学习使用机器制茶，而尚未有派遣留学生的记录。我国派人出国学习机器制茶，当首推福建。据光绪二十四年《农学报》的一篇《奏折录要》中载：“闻福州商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1897年）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这段记载对福州茶商去印度学习的时间，讲得比较含糊。“去岁”指的是出口机制茶，但去印度学习是否也是“去岁”，就不明确了。不过，不管怎样，即使福州茶商就是1897年去印度的，这可能也是我国派员出国学习制茶的第一例。至于官派出国考察的例子，现在我们能举的只有两江总督派陈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和烟土税则，及清廷派大臣至俄国考求中国出口土产销售这样两例。陈世璜于光绪三十一年“农历四月初九出发，八月二十七日归国”①，一般认为这次即“我国考察国外茶业的蒿矢”。陈世璜回国后，给两江总督府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印锡种茶制茶暨烟土税则事宜”的条陈。文中除力陈我国茶业必须改革外，对印度、锡兰的植茶历史、气候、茶厂情况、茶价、种茶、修剪、施肥、采摘、茶叶产量、茶叶机器、晾青、碾压、筛青叶、变红、烘焙、筛干叶、扬切、装箱、茶机价格、运道、奖励、锡兰绿茶工艺以及机器制茶公司程章等等，逐一作了具体的介绍。可以说，在此前我国对印度、锡兰茶业的实际，知之是一鳞半爪甚至有误传和片面的；通过这次考察，不但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真实印象，而且还对我国茶业的改革和发展，也提供了不少切实和合理的建议。如关于制茶，考察报告提出，印度、锡兰的红茶，虽不如我国上等红茶，但较我国一般的红茶价廉味厚，外国人饮之也逐渐习惯，所以，我国茶叶出口，必呈“日亏月耗”之势。因此，我国茶业要复兴，就“惟有改良上等之茶”，即提高茶叶品质。在两江范围内，依靠官府力量，发动茶商，首先在屯溪、宁州等重要产茶地区，“设立机器制茶厂，以树表式”。为开风气之先，厂内生产时，要允许茶商山户入内观看，几年之后，商民见效果甚大，自然通力合作，除旧更新，茶区就会到处都设立这样公司了。不但建议开设“机器茶厂”，而且根据我国的国情，进一步提出改进茶机和做到一机多用。报告提出，如“再能仿照制机，变通其意，集新法之长，补旧法所短，如碾机改牛马运动以代汽力，烘机从木炭研求，以臻美备；并设法装配磨粉机器，以便秋冬无茶之日机制米麦等粉，而免停工待费之暗耗”①。

另外这一年清政府派使俄国考察我国出口土产报告中有关茶的改进意见，也很具体。其称：华货输俄，茶为大宗，但我国茶叶包装“或箱或罐，皆粗拙不堪入目，不能引起人愉快心，且一箱一罐，分量过多，不适于售，市肆不得不拆散箱罐，另以美丽花纹之纸或他料，按其风俗所需，分为小包以待售。分包之时，掺入印度等茶，而茶味劣矣。是不啻以上等华茶，代他茶受恶名。何如我国自行改装，亦按其适宜之分量，盛以美丽之彩盒，加以慎固之封识，表明为中国运至之纯粹华茶，未经开折，未经搀杂，一年以后，必群奉为珍品。”②据说此后我国不但出口到俄国，就是出口其他国家的茶叶，也稍稍注意起包装和装璜了。我国派学生出国学茶，起初都是到日本。第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是1914年云南的朱文精；再下来即1919年浙江所派的吴觉农和葛敬应二人①。

2.茶树栽培和管理科学技术的发展

前面说过，茶叶生产科学技术，主要包括茶树栽培管理和茶叶制造两个方面的内容，所以，在清末民初我国茶业改革的许多奏折和条陈中，如张之洞提出的“购机制茶”和“购地试种”；之后刑部主事萧文昭提出的“设立茶务学堂，讲求种植，尽地力和使用机器”的补救四术，无不强调种茶和机器制茶在茶业的近代发展中，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实际进行中，一般又都忽略茶树栽培管理，而表现出专注机器制茶这点上。

在我国茶业向近代发展中，出现专重机器制茶和轻视茶树栽培科技的倾向原因主要有：一是认为我国茶叶不敌印锡，不是茶叶品质而是加工制作不用机器的关系。用张之洞的话说，“中国种茶之佳，地球无双”②，甚至一些外商，也认为我国所出茶叶“远过印度之茶”③。二是英国、荷兰在南亚采用的茶树栽培技术，先进的学不起，常规的无学头。如其茶园耕作管理，有少数已使用机器和马达之类，这是我国园户购置不起的，加上我国劳力也较充裕，也无需购机耕种。另外，从陈世璜考察所写的印锡茶树栽培技术情况来说①，其播种、施肥和中国也相差不多，只有茶树修剪，比我国要先进；但其栽种的茶树系阿萨姆种和阿萨姆与华茶杂交的变种，树身较高，我国也不能照搬。陈世璜记称，当时锡兰茶树播种，就只有“如种稻谷”那样育苗移栽一法，而且其具体操作“西历十一月，先将田一方垦至一尺之深，铺以肥土六寸，上面再加极细之土四寸，然后播种茶子，入土约深二寸，及至次年二、三月为之分种”，也很落后，至于施肥方面，有些地方也认为肥料有害茶叶品性，不施肥；一般都只施些麻饼，专门提到“种茶专家”的施肥方法，也就是在“茶林内搀种豆荚”，将荚梗埋于土内肥田。印度的茶树栽培管理比锡兰还差，有的地方任杂草丛生，至冬天把杂草翻入土中算是中耕施肥。所有上说这些技术，包括在茶园内间种豆科作物，这对当时我国传统茶树栽培技术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内容，也都是从我国传去的老方法；所以，当时从国外，我国也确实找不到所需的“讲求种茶”之法。不过，这不是说清末民初我国在茶学和茶树栽培技术上就一点没有提高和发展。不是的，如当时有关茶树生物学特性和外部形态描述，在运用西方近代植物学成果后，就提高了科学性。这里不妨以我国这一时期茶树介绍的变化为例：前面说过，在清咸同之前出版的我国古籍中，凡介绍茶树，大都是引录陆羽《茶经》有关茶树形态的描述。但是，至光绪后期编纂的一些方志中，有的就开始出现用近代植物学的方法来描述茶树了。如光绪三十一年四川《定远县乡土志》载：“茶树，乃常绿之木本植物，枝干不长，谓之灌木。其叶互生，有短柄无托叶，叶边有锯齿，性喜暖，早春发芽由叶腋抽出。短小花梗，开白色之花。其花向下，花被由萼与冠而成。花冠六瓣，其状大小不均，居于花冠之内者，有多数花丝相合谓之雄蕊。雌蕊仅一本。其果实为颇面干果。叶性甚涩，含有一种香气，摘而蒸之、焙之，使干即为常用茶叶。”①这和陆羽《茶经》中的茶树介绍，就能明显区分出它们是古是近的时代差别来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茶学向近代茶叶科学开始转化的一种标志。

另外，在茶树栽培管理的一些具体技术上，我们从印度、锡兰没学到什么，但当时在经营管理和一些技术的示范推广方面，如建立茶场和成立公司方面，我国各地还是有不少举措的。如上世纪90年代，侨寓福州的一些英国茶商，出于其经营华茶贸易的巨利受到英印和锡兰茶业的损伤，所以在开设“制茶公司”提倡机器制茶的同时，也注意在茶树栽培方面的改进。据《农学报》报道，其“茶园自植之茶，色味较外洋远胜。……刻拟在园内再种茶七万株，以冀推广。”②民国云南《顺宁县志稿》也提到，顺宁在清末开始种茶时，由“太守宋琦璘督饬实业团团长甘自东等倡种”，“民元以还，年有推广”③。所谓

“实业团”，也即由各地乡绅和知识分子，以近代工业和科技等开发家乡的组织，这里所说民元以还“年有推广”，当也有一定的近代内容。不过，有关茶树栽培改良记述得比较清楚的，还是民国《新昌县志》，其载：“山背茶丛，每丛间断或七八尺、丈余不等，有如星罗棋布。倘或纵或横，分行不分丛，则培壅较易，采摘较便，种作较好，旷地较省，出货较多，换一法而数利随之。”①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以近代播种方法替代传统丛直播的最早记载。除上说几例外，1907年，在南京紫金山霹雷涧设立的江南植茶公司；1909年，湖北在羊楼洞还设立过模范茶场；翌年，四川雅州成立茶业公司；江西也在宁州建立茶业改良公司；1915年，农商部在祁门平里设立模范种茶场②等等。

这是我国最初建立的茶叶改良机构，其中江南植茶公司，还被认为是我国茶叶科研的发端。这些公司和茶场后来情况不大清楚。但多数可能由于经费等原因，其结果和四川遂宁第一农场的命运一样，所植茶苗，“培壅数载，枝干拳曲，味亦苦涩，大有萎谢之态，兹已随场中桑株供灶下之用矣”③。因此，总起来说，清末民初，我国茶树栽培技术，由于试验者不多，成功者更少，所以茶园面貌依旧，栽培技术实际提高和发展也无多大。

3.我国近代茶业改革中的机器制茶

这里说的机器制茶，不是指砖茶，主要是指红茶、绿茶一类的散茶。这类茶叶的机制，不是外国茶商，主要是我们自己从茶业的衰败和改革中并作为茶务鼎新的重点和中心提出的。

19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茶叶出口的锐减，在我国一般人的心目中，认为西方各国不买我国改买印度、锡兰的茶叶，主要是他们使用机器制茶的关系。如《农学报》在一篇《议起闽茶》的文章中称：“印度锡兰之茶，所以能胜于中国茶者，因有近来新机、新法制造之速效也。”一些外国茶行在品尝过福建建宁用新法试制的茶叶后也称：“其味绝胜，若其自购此机制之，则印度、锡兰之茶利，不旋踵又为所夺矣。因其（指中国）茶名广播，茶味浓郁，久在众人心目中，故而易焉。”①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我国茶业只要一购机器制造，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的数量，“旋踵”又可迅速回升。机器制茶对茶业振兴既然有如此神力，对本来就热衷购机办厂的洋务派来说，就更加倾心。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早在1896年，就首先提出了以机器制造外销茶叶的建议，后因茶商的反对没实行。再如张之洞，其对机器制茶就尤显关心。1899年，他在《饬商务局茶商购机制茶札》中，在要求茶商“集股购机制茶”的同时，也明确表示：“如有须官力维持保护之处，本部堂必竭力扶持，倘商人集股不足，本部堂亦可酌筹官款若干相助”①；并且还限定商务局趁当时茶商集中汉口的机会，“务期议有端倪”，即很好落实。如此重视和支持商人购买茶机制茶，这在所有地方总督中，也是仅见的。这里需要指出，张之洞劝商购机制茶札是1899年写的，而武汉和湖北的机器制茶，不是这时开始的。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说，汉口购机制茶，至迟也当时1897年以前的事。如是年7月的《农学报》上，有文章即说：“汉口茶商，购西乐果（即台维生机器）机器试焙，颇合用；虽已经雨渍之茶，亦色味俱全。……惜仅烘焙用机器。”②这里反映得很清楚，其时机器制茶，虽只使用烘干机，但非指饼茶而是指散茶已很清楚。这一点，在其后刑部主事萧文昭的奏折中，说得更加明确：“查中国现行机器有二宗，一为台惟生厂新法焙茶机器，……汉口茶商曾经试用，虽已经雨渍之茶，亦能色味俱佳。近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集款八万金，置机制茶，已肇端倪。”③这段文字不但证明汉口在1897年以前已经使用烘干机焙茶，而且还明确指出，约在1898年，张之洞筹集到一笔巨款，在汉口购机制茶已不是最初的尝试，而是已经发展到能够看出些头绪的程度了。

在上一世纪90年代中期和末年，除汉口我国兴起和试用机器制茶外，还有温州、皖南和福州等地。关于温州机器制茶，最早见于1897年上海各报。《农学报》引上海英文报称：“中国招商普济船，前日进吴淞口，带有温州红茶样，系用泰西机器制成者。”①过去温州红茶，西人不甚欢迎，“而裕成茶栈购机器焙制”后，“独得善价”②。对这段报道，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三点：购机试制的，是中国人开的“裕成茶栈”；采用的机器，也和汉口一样，只是烘干机；制作的茶叶是红茶。皖南购买的，据萧文昭奏折中所说，是“碾压机器”，是两江总督刘坤一“饬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购置四具”。所谓“碾压机”，可能即指揉捻机。这一点，在光绪三十一年的《霍山县志》也提到：“近徽郡仿外洋以机器烘焙，制精工省，颇获其利。本色绅商如能集股设公司，精其制造，则……诸弊自除矣。”③很明显，这两条资料不是指同一桩事，说明其时祁门或屯溪机器制茶试验的单位，可能也不只一处。

其实，我国最早使用机器的，还不是汉口、温州和皖南，而是福州。1897年4月的《农学报》上载：“福州近用机器制茶，颇为西人所赏，已登各报。”④这里所说的“近用机器制茶”，没指明年分，但在1898年1月《农学报》刊载的一篇译文中，指明了是1896年。1897年，英印《热地农学报》，发表了一篇访问从福州回去的一位叫非尔哈士特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国“机器造茶”，“乃去年1896忽露机倪，即从福州起点”。福州1896年忽露的机制茶叶的情况怎样呢？“去年送入英国者，数不甚多，约在一千五六百包左右。其中除去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而新鲜制法，驾乎甚上，为数正多，是皆去年初行学习，而又倚托于头春收积者。”①这里的“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新鲜制法”和“去年初行学习”，具体又何所指呢？“从前做成的古董笨货”，指1896年福建茶商从印度学习回来前用机器试制的茶叶。“初行学习”，是指派人去“印度学习”；“新鲜制法”，是指学习归来以后的制法。按照这一理解，那么，在1896年输英茶叶中，除闽商从印度学习归来采造的“头春”茶外，其“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很可能就是指1895年未去印度学习前自己用机器试制的茶叶了。如是这样，福州购机制茶，应是在1895年以前的事情。

另外前面所讲的汉口、温州、皖南的茶机，大都只用烘干机，1896年非尔哈士特在福州看到的情况就不同，单一个茶厂，就有“'砸叮ㄈ嗄恚┲??澹?阂叮ê娓桑┲???保?约啊巴?（通）用蒸汽鼓（发动机）一具”②。1897年，英人《天天报》对福州制茶公司的设备介绍又说：“已购有维尼登焙机一具，新制'砸度?撸?富?痪撸??Υ舐忠痪撸ň叮保渤撸?呃?渤撸???康邦汽机一具，约十匹马力；又台惟生茶机一具，黑人扇二具，台惟生割刀一具，晒叶盘连架四千四百付。”③

由上面设备数量和齐全的情况来看，也反映福州在机器制茶方面，其筹备和开始的时间，也当在1895年以前。台湾也是我国较早开始试用机器制茶的省区之一。不过，由于19世纪90年代末是其刚被日本强占，台湾各族人民抗日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所以，其迟至“1902年起”，才“应用揉捻机、烘干机、筛分机、风力选别机等初、精机器进行红茶”及乌龙茶、包种茶的生产①。不过，台湾开始应用机器制茶的时间虽然较福州、汉口等地为迟，但由于日本如三菱等一些大公司投资来和我国、印度等争利，所以在大陆各地试验渐渐夭折和自行消失以后，台湾不仅在民国初年，甚至本世纪20-30年代，机器制茶不仅一直延续不衰，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超过了英印和锡兰。

4.清末民初茶叶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这一时期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的普及推广，主要集中在印发科技报刊、开办讲习班和参加茶博览这样三个方面。前面说过，近代茶叶科技，是上一世纪中期以后才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直到上世纪末，近代茶叶专著，还只有英国1872年出版的ＥｄｗａｒｄＭｏｎｅｙ《茶叶栽培和制造》，1898年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ｔｔ的《茶树病虫害》等不多几部书。所以，清末民初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知识，也不是通过书籍，主要是通过《农学报》等一类报刊的译文和专文来传播的。和《农学报》差不多时间创办的类似报纸，还有1896年上海的《时务报》，1897年上海的《译书公会报》及湖南《湘报》等。这些报刊，由于用较多的篇幅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宣传泰西科学技术和介绍日本维新经验，所以在深受当时士人欢迎的同时，也颇为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视。如鄂督张之洞和湖南、江宁、贵州、浙江、杭州等府衙，都专门下发文件，“饬各属购买或订阅”上述报纸，“分发各署衙和各书院”供传看。除浙江等少数地方是由各单位和各书院自费集中订阅外，一般都是用“官银”购买送发。而且有些“札”文中明确提出，一报要大家轮流“阅遍”。“劝令广阅”的目的，即在于“择其可效法者，随时教民行之”，以储人才，以裨补地方。对各级官吏来说，阅读后是要他们认真推广；对于优处乡闾或在书院的学子，是广其见闻，在他们现实或以后的生活中，“随时劝导农民，俾裕利源而维邦本”。一句话，当时“中国农人，病不识字”，实现传统农业包括传统茶叶技术的近代发展，就正需要也只能通过上述这些对象来“教民以自牧”①。

我国近代茶叶教育，较1897年杭州养蚕学堂（后改蚕学馆），甚至后来成立的湖北农务学堂等等，都要迟一些。这究其原因，可能与戊戍变法的失败有一定联系。早在1898年的9月，光绪载oe#就批准刑部主事萧文昭奏请的办学意见，“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②。但不数日，载oe#被慈禧幽禁瀛台，关于“迅速设立茶务学堂”之事，如果光绪未作御批，可能还会迅速些，变法失败以后，人们想办法也要缓一步了。所以，直到1904年在张百熙、张之洞等“重订学堂章程”的奏折中，又再一次的提出在产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①之事；大致在此之前，还没有地方开办这样的学校。不过，茶务学堂开办虽迟，茶务课程还是开设较早的。如1899年湖北创办的农务学堂，招生告示中公布的课程，为“方言、算学、电化、种植、畜牧、茶务、蚕茶”②共7门。前3门，类似现在所说的基础课；后面农学、畜牧、茶业、蚕桑，实际即全部专业课。我国历来农牧并提、农桑并重，这里把茶叶提到和农、牧、蚕桑相并的地位，也足见其时社会上对茶业的重视。这也是我国茶业设课授学的最早记载。从我们查阅的资料情况说，我国茶业开班办学，是以四川为最早。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发布过这样一则消息，决定于次年（1907），开办“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这所讲习所有没有开办？可惜我们没找到进一步的报道，但从民国《双流县志》这样一条资料中：“本县有牧山第一茶业社一所，系前通省茶务讲习所毕业生骆德纯所组织，集资一千八百余金，佃商瞿祭地八十余亩，推广种植。现在成树者二千数百余株，其所制茶叶，色泽香味亦不亚于各地售者。”③这反映这所四川全省的讲习所，不但开办，而且其毕业的学生，在民国初年，在各地“推广种植”等茶务工作上，便已做出了相当的成绩。这我们在宣统三年《峨眉县志》中也可找到这样旁证：“峨邑辟居偏隅，工艺骤难发达，惟桑茶向系特产，自宣统元年开办蚕桑茶业传习所以来，……蓄茶焙制等法，亦月异而岁不同。”①

就一般而言，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是省里讲习所未办起来，县里可能是不会先办的。这一点，吴觉农先生忆称，在四川之前，1909年湖北羊楼洞茶场就附设过讲习所。至于“四川通商（省）茶务讲习所”，他说是成立于“宣统年间”，“所址初设灌县，后迁成都”②，这除成立时间可能有出入外，内容当是可靠的。清末很可能就只有四川及峨眉和羊楼洞等少数地方办过茶务讲习所。因为在宣统二年十二月农工商部在呈朝廷的奏折中，还在请示“沿江沿海各省渔业公司设立水产学堂，并就产茶各省设立茶务讲习所”③等事；在这份奏折之后不几月，就改元民国了。此奏折之后不几天，宣统三年元月十一日，两江总督呈递“设茶务讲习所”的奏折，而且其所提还特别具体。指出皖、赣等省茶叶向运宁、沪出洋销售。“宁垣为南洋适中之地，拟设茶务讲习所，专收茶商子弟及与茶务有关系的地方学生。……开办及常年经费，均由皖南茶税局拨支，学生毕业以农工商部之艺师、艺士筹职分别委用。”④

这里经费、生源和毕业后分配待遇都讲得很清楚，筹备工作如此充分，其开办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办出来也当是民国以后的事情了。民国初年除在南京办的“茶业讲习所”外，吴觉农还提到：“1915年湖南设立茶业讲习所，初在长沙，嗣移安化”①，以及云南“茶务讲习所”等内容。关于这二点，有其事，但可能在成立的时间和所名上记忆有误。据民国13年《昆明市志》载：“前实业厅创办茶业实习所于大西门外，所有采揉焙制，一用新法，制出之茶，约十余种，色味但较普洱、景谷所产为佳。……日前该所之长曾勘得市外大麻苴地方有荒地一块，广约百余亩，……堪以植茶，已呈准开办为模范茶圃，一以供该所学生实习之便，兼以提倡本地植茶事业。”②云南在民元以后一直到抗战期间，其茶业的发展是极其明显的，这一点，与1920年前后云南茶业实习所为全省培养出来的学生所提供的技术条件，是不无作用的。

参加和组织博览，是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才认识和重视这一工作的。我国最早介绍博览会情况的，是光绪庚子（1900年），罗振玉翻译日本“新农报”《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展馆》这篇文章。在这个展馆中，日本馆的面积仅宽四丈二尺，长六丈六尺多；“场所既狭，出品亦少”，但“日本茶、台湾茶、酱油”三样展品，却受到参观者的特别“嘉许”。台湾其时新为日本所占，这可能也是我国茶叶首次参加世界博览会的记录。罗振玉在《农学报》上亲自编发这篇文章，当然不是为介绍上面日本参展的情况，而是为了借此宣传他的这段按语。“玉按：博览会之益，可奖励实业家之进步，可推广国家之商务，可增长交换国民之意识，盖一举而数善备焉。中国风气未开，而地大物博，若加讲求，……鼓励甚捷。”①

罗振玉的这几句按语，还是有作用的，1904年，美国圣鲁易举办博览会，清朝不仅准商民参加，而且还派了官员带队。与会期间，美国有的华侨上书，要求在北京也召开这样的博览会。指出：“日本仅吾一省之地，而开博览会，况我中国乎？！”②这意见虽然没有立即被采纳，但清朝和北洋军阀时期，我国在江宁和北京，还是先后和分别召开了这样的博览会。下面，我们将方志中各地有关参赛获奖的资料，稍作汇述：民国10年《宿松县志》载：“松产之茶，品质纯厚，气味香美，其尤佳者，则为罗汉荡之云雾茶，清宣统时江宁赛会，近年美洲赛会、巴拿马赛会，松茶亦荷褒奖。”③民国37年，《广德县志稿》：“民国四年，美国巴拿马赛会，……以广德茶之与赛，得金牌大奖。现尚有得奖证明书之照片。”④

民国14年《丹徒县志》：“碧螺春茶，见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册，……宣统二年列入劝业会获奖金牌。”⑤民国19年《寿昌县志》：特产“以十都之绿茶及十二都里洪坑之红茶为最，曾得北京展览会及巴拿马赛会特奖头等金牌。”①民国22年《景宁县志》：茶以“惠明寺及澄头村出产尤佳，民国四年得美利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证书及金质褒章。”②民国14年《都匀县志》也载：“民国四年，巴拿马赛会曾得优奖。”③

建瓯茶业研究会参加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赛会的资料，在前面《振兴茶业组织》部分已经提及；类似的记载还有，这里不再多作引录。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民元前后，我国虽然召开和参加这类博览会还不多，但这种活动，不只部分地把我国茶的生产、贸易，带进了近代机制，而且在科学技术上推动了交流，宣传了良种良法，对我国茶叶生产特别是制茶科技，起到了明显的促进和推广作用。如碧螺春，它的发源和传统产地是吴县洞庭东山和西山，但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上，获得金奖的竟是镇江；再如安徽宿松、广德，浙江的新昌、寿昌和景宁等县，原来制茶都不精，通过参展，技术上较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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