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碗茶歌》的忧民情怀
唐代饮茶高人辈出,有关茶的诗作俯拾皆是,但唐代诗人,同时也是茶道中人的皮日休认为,所有茶诗都不及卢仝的《七碗茶歌》。
卢仝的《七碗茶歌》为何能盖过其他茶诗?我们还得从唐代政治经济讲起。
史学家认为,唐代关于茶叶最有影响的有三件事,一是陆羽著《茶经》,二是卢仝作《七碗茶歌》,三是赵赞的“茶禁”(茶税)。
中唐之前,茶叶贸易是不需要缴税的,是当时的暴利行业之一。
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中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能把美貌的妻子扔在家里去贩茶,茶叶利润可见一斑。据唐人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安史之乱后,为了扩大税收,政府开始把目光投向茶叶贸易。公元782年,户部侍郎赵赞建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一经开头,后面就再也刹不住了。到了公元793年,茶税成为定制,当年即增加了40万贯的财政收入。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成年间,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每缗千文),抵不上一县之茶税。”看到茶税能带来巨额收入,朝廷索性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由国家垄断。
茶叶专卖,加上茶税不断上涨,茶税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仅茶税一项,政府每年大约获利一百万贯,以至于“茶盐”并称为帝国的两大财政支柱。
除了茶税,唐代还开创了“贡茶制度”——官府征收各地名茶做贡品。
政府加税、征收贡茶,负担最终都要落到茶农身上。
茶叶不同于普通农作物,一些品质特异的茶叶不易采摘,而地方官员往往阿谀奉承,挖空心思弄来“山颠之茶”、“山涧之茶”等稀奇古怪的茶叶贡献给朝廷,大大加重了茶农的负担。
卢仝流传千古的《七碗茶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茶歌》为民鼓与呼
卢仝的一生,不过四十年,在后人看来,他的《七碗茶歌》虽短短二百余字,但足以和陆羽的《茶经》媲美。陆羽写下了天下第一部《茶经》而被誉为“茶圣”,卢仝则以为后人营造出了品茶的高雅意境,因而被称为“茶仙”。
如果说陆羽的《茶经》创立了中国茶道,那么卢仝的《七碗茶歌》则发展了中国茶道,为茶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七碗茶歌》把茶道的精髓用诗的语言阐述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从而开拓了品茶的意境,并且概括了茶人品茶时由物质享受到精神享受的升华过程。
卢仝之前,以茶作为吟咏对象已经成为文人墨客附庸风雅、表现个人情趣的一大嗜好,咏茶之作比比皆是,但大多注重的是泡茶和品茶的过程,卢仝的《饮茶歌》不仅以神逸的笔墨,描写了饮茶的好处,为世人称奇,后人更为看重的,是卢仝《七碗茶歌》中流露出的忧国忧民情怀。
唐时,由于文人墨客的大力参与和推崇,茶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解渴饮料了,而上升到了文化的程度。上至天子,下至普通百姓,无不以饮茶为雅事。但由于饮茶盛行,诞生了一年一度的贡茶制度,给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楚。《七碗茶歌》第三部分以唐诗的一贯借物抒怀风格,以一句“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把矛头直指天子,抨击了贡茶制度的弊端。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当天子杯中的氤氲之气成为茶农的血汗和叹息时,卢仝质问那些统治者怎么能体会到天下百姓生活的艰辛?
最后两句“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是对孟谏议的诘问:孟兄啊孟兄!你身为谏议大夫,天下百姓的这等苦难何时才到尽头?
卢仝在《七碗茶歌》中,把茶饮的境界放眼到天下苍生的艰辛,把茶饮的审美升华到精神领域。一首《七碗茶歌》,道出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情怀,这也是《七碗茶歌》另一艺术魅力之所在,难怪人们常常将这首《茶歌》与陆羽的《茶经》相提并论。
后人对《茶歌》的共鸣
“茶圣”陆羽的《茶经》洋洋洒洒,对茶的起源、性状、名称、功效、采摘、种植以及煮茶、饮茶、茶具都做了精彩描述,可谓茶文化“写实派”的经典之作。而“茶仙”卢仝的《七碗茶歌》,开拓了品茶的意境,使品茶成为士大夫文人修身的一种方式;同时,它激起了诗人墨客的幽思与豪情,率先在品茗中表现了中国古代儒士茶人的忧患意识。
卢仝对七碗茶的咏叹,在后世茶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文人骚客在笔下频频向这位“茶仙”致敬。
当年魏文帝曹丕曾做诗:“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却做诗言道:“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游诸佛寺,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魏文帝的仙药算什么?卢仝的七碗茶境界才更让人爽。
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将卢仝和陆羽相提并论:“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陆游在《老学庵北窗杂书》中,也说:“小龙团与长鹰爪,桑苎玉川俱未知(桑苎,是陆羽的别号)。”而宋代诗人梅尧臣更是认为, “诗仙”李白的《玉泉仙人掌茶诗》比卢仝的《七碗茶歌》稍逊一筹:“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亦欲清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旁。”
卢仝的《七碗茶歌》如崔灏的《黄鹤楼》一样,成为唐宋之后诗人论茶绕不开的典故。
宋代大文豪苏轼写饮茶之后的心情:“清风生两腋,去欲凌鸿鹄。”南宋诗人杨万里云:“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明代胡文焕诗云:“我今安知非卢仝,只恐卢仝未相及。”清代汪巢林诗云:“一瓯瑟瑟散轻蕊,品题谁比玉川子。”
在卢仝曾隐居的王屋山九里沟山道上,有一通后人刻的石碑。据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李立政先生讲,清乾隆皇帝曾到王屋山游玩,想起这里曾是一代“茶仙”居住之所,挥笔写下 “品茗延寿”四个字,当地官员就把这四个字刻成石碑,立于山间。
如今,当年的清代石碑已经不知所终,现代人重新刻立石碑,表达对卢仝的怀念。
卢仝的《七碗茶歌》为后世文人品茶平添了许多深意和情趣,也为画家和艺术家的传世之作提供了经典素材。
宋末画家钱选对卢仝崇拜有加,他根据自己的想象,以《七碗茶歌》的意境创作了《卢仝烹茶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人物器具与烹茶神态栩栩如生。明代画家丁云鹏更是以卢仝为题材创作了传世名作《玉川烹茶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上花园的一角,两棵高大芭蕉下的假山前坐着手持羽扇的卢仝,一个老仆人提壶取水而来,另一老仆人双手端来捧盒,卢仝身边石桌上放着待用的茶具,他左手持羽扇,轻扇风炉,双目凝视熊熊炉火上的茶壶和眼前袅袅升起的茶烟,静静地聆听着壶中欲沸未沸的清泉之水,壶中松风之声隐约可闻。那种悠闲自得的情趣,跃然画面。
有清一代,钱塘壶艺大师陈曼生对卢仝极其尊崇,据史料记载,这位壶艺大师随身携带自镌的一枚小印章,上面“纱帽笼头自煎吃小印”一行字就取自《七碗茶歌》。
民国初年,北京中山公园的著名茶楼来今雨轩有一楹联:“三篇陆羽经,七度卢仝碗。”如同很多酒肆把“太白遗风”的招牌挂在门口一样,很多老茶店和老茶馆的招牌上也有四个大字:“陆卢遗风”,将“茶圣”陆羽和“茶仙”卢仝尊为行业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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