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溪上的“西客”

□ 李骏虎

闽越多溪。

梅溪，发源于武夷山东部的梅岭，因而得名。她倒映着有宋一代诗词和理学最璀璨的星斗，陆游、杨万里、朱熹，他们饮梅溪酿的酒，走过梅溪上的石桥，泛舟梅溪上吟哦，在梅溪畔设坛讲学，诗章著述的华彩、人文际遇的轶事，都让梅溪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地标之一。

梅溪两岸村落都以梅为名，上游有上梅村、下游有下梅村。北宋词人柳永生于上梅村。我辗转半日迢迢数千里来访梅溪，今天的梅溪两岸，已不闻柳三变、陆放翁、杨万里的佳篇遗墨，也不见朱子授课的学宫，人们津津乐道、处处映入眼帘的是“晋商”二字：“晋商万里茶路起点”“晋商贩茶第一站”“晋商与景隆号茶砖印模”“晋商进行武夷岩茶贸易的‘集春号’茶行”，不一而足，这里简直就是当地人开设的晋商万里茶路博物馆，就连唐代的山西人薛仁贵父子也在这里享受着香火，被当作神来敬仰。

无论贩茶的榆次常家，还是开票号的祁县乔家，多有因对朝廷有捐献而获赠武功将军或朝议大夫。正是由于晋商与朝廷关系密切、由于他们对政治地位的热衷，使得他们有机会得到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的商机，也使得他们有眼光和胸怀去做旷世仅有的大生意，榆次常家不远万里来福建贩茶到俄罗斯，就跟清廷对俄外贸政策有着直接的关联。自17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开始“尚茶”，尤其俄罗斯人，对中国茶叶的喜爱到了“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明代，俄宫廷就遣使来中国请求互市，未准；到了清顺治至康熙年间，俄国干脆直接派遣商人来当大使，以便借机进行少量茶叶贸易，这点进货量对于其国内巨大的需求量来说，不过杯水车薪。中国茶在俄利润巨大，晋商常万达看到了商机，用异于常人的眼光和魄力审时度势，从晋中迁居到中俄边境的恰克图。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不准俄商赴京，指定中俄贸易统归恰克图一处，常万达占尽先机，得天时占地利，他深知俄人对茶品的挑剔，为在商业竞争中取得最大优势，常万达毅然不远万里到武夷山购买岩茶。武夷岩茶品质有多高？清代袁枚曾感叹：“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
       晋商父子牵着10余峰骆驼风尘仆仆来到闽北大山中的下梅，他们看到的情景正如当时大学士、军机大臣王杰诗中所写：“鸡鸣十里街，日出千鼎烟。”是个拥有千户人家的大村镇了。当时的武夷茶，主要是乌龙茶和红茶，已经由水路远销广东和东南亚，颇负盛名。此时的梅溪，早已不是一条人文的河流，俨然已经成为繁忙的水运河道，建有四处河埠码头，装卸、吞吐着下梅茶市的货物。富甲天下的山西客的到来，如飞鸽入林惊起鸦雀一大群，下梅的茶商都蠢蠢欲动——谁能够与“西客”联手，谁就将成为下梅首富。常万达并不急于收茶，耐心地观察、物色着生意伙伴，看到在当地四大茶商中，来自江西的邹氏更讲诚信，于是决定与邹氏的“景隆号”茶庄合作。从景隆码头装货的竹筏由芦下巷河埠下水，进入梅溪水路，成一时之盛况，据《崇安县志》记载：“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

常氏父子在下梅设庄后，创立了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方式，将散茶加工成更加便于长途运输的红茶和砖茶，雇佣当地工匠上千人。每当茶期，车马浩荡运输至河口，再雇佣船帮，走水路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沿汉水运至襄樊，转唐河，北上到达河南社旗，社旗有十家专为山西茶商兼做保镖的客店，称十家店。而后转由马帮驮运到洛阳，过黄河，越太行，经长治、晋城，出祁县子洪口；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穿越茫茫大漠，最终到达库伦、恰克图商城，全程3500公里。常家的骆驼队兴盛时达到上万峰，驼运也延长到从黄河到莫斯科。因为晋商贩茶，合作伙伴邹氏成为下梅首富闽商巨室，下梅也成为武夷山最热闹的茶叶集散地，横贯下梅的当溪两岸店铺鳞次栉比，兴建起高门大户70余座，带动了从下梅到恰克图沿线3500公里的茶叶生产、水陆运输、保镖客店甚至青楼行当的兴盛，拉动了大半个中国的经济繁荣。

常家在恰克图设庄主营武夷茶，俄商买茶后再向西横跨西伯利亚，直至遥远的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西欧和中亚国家。从武夷山下梅到欧洲，这条纵贯中国南北，穿越中、蒙、俄，大漠、草原，横跨亚欧大陆，全长1.3万公里的国际商贸通道，被誉为“晋商万里茶道”，先后延续两个世纪之久。晋商不畏艰险、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史谱写了壮美篇章。

晋商到武夷山贩茶，历经200余年，常家收购了多座荒废的茶山，用晋商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武夷茶的种植规模和品质都推向了一个巅峰。“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说的是晋商乔家对西北发展的影响，而常家更是开辟了两个世纪的中欧万里茶路辉煌，树立了晋商的历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