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洪传香》的闽僧与闽茶

　　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唐朝，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也出现得很早，唐朝以前的文献记述不多，而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则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等等，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达30余首，可见茶在当时受人重视之一斑。

 　《宝洪传香》围绕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的历史，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新的风尚，茶会即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中“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刚刚兴起，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等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表明当时社会对茶会或许未形成一致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种种迹象表明，茶会或许是由寺庙闽僧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品，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素业”。这也给《宝洪传香》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艺术土壤。

　　福建的禅茶博大精深，历史久远。据可考的文字记载，率先与佛教结缘的茶叶来自福建。福建佛教寺院培植的名茶，最早见于南安县莲花峰的摩崖石刻“莲花茶襟”。莲花峰位于丰州镇北桃源村的西北处，峰高约120米，早在西晋即建有莲花岩寺。“莲花荼襟”意思是说，在莲花峰上向四周俯视，只见茶园如襟如带，层层叠叠，尽是绿油油的茶园。摩崖石刻没有署名，只有落款“太元丙子”4字。莲花峰上“莲花荼襟”的摩崖石刻，比问世于唐建中元年（780年）陆羽撰的《茶经》还早404年，可算是福建最早的一处有关茶文化的摩崖石刻。莲花自古是佛教的象征，莲花峰上莲花岩寺的“莲花茶襟”摩崖石刻，记载了福建茶叶与佛教自古不分家的历史事实。《宝洪传香》在文中予以阐述，为点睛之笔。

　　福建禅茶文化对云南禅茶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影响中国乃至整个西南文化圈数百年，促进了闽滇两地的人文进程。千百年来，与《宝洪传香》描写的闽籍僧人玄尘一样，人们在茶叶种植、制作、品饮的开发中，引茶入佛，以茶参禅，创造了烛照千古、影响世界的禅茶文化，为禅茶文化作出了贡献。

　　该书作者林建、吴世界，得之于福建灵性山水的孕育，得之于闽越文化丰厚底蕴的培植，得之于知书达理的家族风范。因此，更能把握时代的契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广阔的时空交错中，将本土文化和独立人格熔铸于民族和时代的交汇点上，放射出璀璨夺目的精神礼花，在绚烂的历史添加了厚重的一笔。

 　《宝洪传香》是一部关于闽滇禅茶交流的长篇传奇故事。作者有感于闽滇两地禅茶渊源，搜集资料，巧借虚构的手法，演绎出闽人陈闽生悟禅品茶、开辟茶路、发扬禅茶文化的传奇故事。作品中厚重时代背景、丰富的禅茶文化，增加了作品的底蕴。主人翁遁入佛门并非避世，而是为了修身与弘法，值得敬仰。他身体力行，促进闽滇两地文化交流，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