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前月浮梁买茶去

　　浮梁即今江西景德镇一带，是唐代著名的茶叶产地和集散地，浮梁本地产的茶叶和祁门、婺源的茶叶都在此处草市聚集，《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占到元和年间全国茶税总额的八分之三。推想这位茶商应当是从江州（九江）乘船经鄱阳湖溯昌江到浮梁贩茶牟利，虽然欢情薄，怎奈风波恶，史载因为商人通常携带作为购茶资金的“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匹夫怀璧，有可能还会遇到劫杀商旅的盗贼，让妻子停留在相对安全的浔阳江头，不失为一个妥帖的安排。《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载古风一篇：“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虽然是吐得一口好槽，倒反映出明代商人诉求至少有了个表达的渠道，可惜在唐代对商人还是缺了份同情之理解，白居易和人家妻子劈情操后还捎带损上两句，千古诗论对这位不在场的配角人物也多少还是有失忠厚。

　　据《唐书·食货志》，德宗贞元九年（803年），初税茶。这位茶商劳神费力，冒险奔波，还缴纳什一之税，司马青衫至少有半丝半缕是出自他的贡献。他的苦逼命运还没有完，穆宗长庚元年(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文，直接增加50%。文宗太和年间,王涯为相,为尽收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王涯变茶法时十分苛急，“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天下大怨”，“民生益困”——可怜这位茶商再重利轻离别也只得二十年不到光景，要不改行，生计也没了，他和琵琶女那时如果还厮守一处，估计晚景凄凉，这到哪说理去？

　　说到这位首倡榷茶的王涯，也是白居易命中的魔星，乐天坐越职言事被贬为江州刺史，已在道上，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又上疏追论其平时言行之过，认为白“所犯状迹，不宜治郡”，故被再贬为没有实权的司马。从这个意义上，乐天和这对苦命鸳鸯倒真算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王涯文思清丽，博学好古，虽有贪权固宠之迹，总体还堪称良臣，甘露之变后被宦官无罪而诛，本该赢得同情，可是临刑之时百姓怨恨诟骂，投瓦砾击之，可见榷茶之不得人心。本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宦官集团废榷茶制度，可到了武宗即位的840年又重行榷茶，变本加厉。之后历代因之，对茶要么是专营，要么是重税，直到清咸丰年间，作为湘军军饷来源的茶厘、茶捐也是始行于江西。源远流长的茶文化长河中大部分时间流淌着苛政猛于虎的浓重苦涩，《琵琶行》中茶商风波险恶的行商生涯已算是其中惊鸿潋滟的美好片断。

　　写《琵琶行》的前一年，白居易遭贬乘舟经鄂州鹦鹉洲时，有《夜闻歌者》诗一首，描写的也是一位丈夫不在的“娉婷十七八”、“颜如雪”的歌泣女子，她“独倚帆樯立”、“歌泣何凄切”。洪迈在《容斋三笔》卷六中将这首诗和《琵琶行》联系起来，说：“（在江州）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鄂州所见亦一妇独处，夫不在焉”，最后归结为“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何焯评论洪迈“亦自谓也，容斋之语真痴绝”。义门先生是苏州人，赛过讲洪迈是个书踱头兼木兄，可是其实《容斋随笔》卷七洪迈早就指出《琵琶行》未必可信，白居易很可能是在虚构情节，抒发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俚没拎勿清，心里明镜似的好不好？

　　不过，如果是虚构情节，《琵琶行》序中那句“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活脱写出茶商只是一个备胎兼接盘侠，乐天末那识中的那种轻贱商人的觅母(meme）更值得后人深思和省察。

　　浮梁倒在不经意间成了无痕植入的一个绝妙广告，唐宣宗《吊白居易》写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琵琶行》流布海内外，为浮梁赢得了更高的声誉。敦煌遗书《茶酒论》写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18世纪中叶，瑞典商船“哥德堡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其中的茶叶据说主要就是浮梁茶。

　　海上丝绸之路的恢宏开廓，总算是苦涩中的一抹清新和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