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首个产茶万担镇发展茶叶生产纪实(图)
图为1973年柴桥后所茶场女工们留影。（镇海档案馆提供）
图为1973年采茶姑娘们在茶场劳作。（镇海档案馆提供）
图为孙兆钧保留的两份浙江日报。
图为后所茶厂当年的精制车间，如今已租给别人办起了小工厂。
图为当年后所茶厂办公的两层楼房。
图为1977年柴桥后所茶场景象。（镇海档案馆提供）
图为后所茶厂当年的厂牌。
图为记者在后所附近一茶厂找到的一台仍在使用的茶叶揉捻机，这种揉捻机普遍用于上世纪70年代。
图为原东山下茶场的山地上，如今还零星种着一些茶叶，长得郁郁葱葱。
福建茶叶网10月1日讯：清康熙《定海县志》载：茶“若太白山巅者为最。山高，独受雨露，四月采，香如兰，使藏得法尤佳，饮时香若兰蕙。”茶叶，在北仑柴桥、大碶、白峰等地并不少见，尤其是柴桥。据《北仑区志》介绍，1986年，柴桥镇产毛茶532吨，成为宁波市第一个产茶万担镇。
而在柴桥，说起茶叶，很多人第一时间又会想到后所村，这个居住集中，拥有800户农家、近三千人口的自然村，不仅是柴桥街道有名的“人口大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是镇海县茶叶的主产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改变贫穷的山村面貌，后所决心发展山林生产，在一片片杂树丛生、满是顽石的坡地上，社员们硬是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依靠简陋的开山锄、铁锤等工具，开辟茶山、修筑梯田、种植茶树，并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让后所的茶山面积突破500亩，成为了当时远近闻名的茶叶大村。随后，村里还办起了茶厂，生产加工的“后所茶叶”远销各地。
当记者在后所村采访时，问及后所发展茶叶的那段往事，几乎每一个受访者都能跟记者侃侃而谈许久，他们或是在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放下书包，走上茶山，或是十几年从事着茶叶加工。可以说，茶叶早已成为了一代后所人难以抹去的记忆。
1964年，后所大队十几名社员最先走上老潘山中心茶场“开山辟地”，用了一年多时间，在杂树丛生、满是顽石的坡地上开垦出了60亩茶山
后所村是一个三面靠山、一面临海的半山区，与大榭岛仅一水相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被称为镇海县柴桥公社后所大队。和当时许多农村一样，后所大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种植水稻、杨梅等为主要经济来源。
1964年，偏僻的后所大队党支部经过商量，决定开辟茶山。由于当年时任大队领导的陈宝根等几位老人均已过世，记者几经辗转找到了几位当年最早参与茶场开发的老员工。
“其实后所的山山岙岙本来就有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老品种茶树，但是这些茶树种植得比较零散，那会儿也没有好好打理，没多大的产量。”今年80岁的吴志祥是后所大队第一批参与茶山开垦的村民，那段艰苦岁月，他至今记忆犹新。
吴志祥告诉记者，当时整个后所大队共有18个生产队，为了开垦茶山，大队特意从各个生产队抽调了十几名社员，他是从第四生产队被抽过来的，“最早开垦的茶山是位于吉祥岙水库西侧的老潘山，那时候开垦是真不容易，也没有什么先进的工具，就是一些锄头、锤子，要采石、砌坎，还要平整土地，全靠人工一点点地开垦出来。”
现在柴桥街道方志办工作的孙兆钧在今年7月份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开垦茶山的回忆文章，“在齐腰高的茅柴丛中常见野猪、野兔出没，稍有不慎还会遭到毒蜂蛰脸。特别是像小山一样的岩石，犹如一座座用混凝土浇筑的碉堡，令人望而生畏。”
孙兆钧是土生土长的后所人，1961年，还不满20岁的他从宁波工学院辍学回家务农，在生产队“摸六株”（种田）。用他自己的话说，苦练3年，终于从一个肩不会抗、手不会挑的书生，锻炼成了耕耙犁种等各项农活均在行的农民。1964年，按照大队党支部的安排，他去参与开垦茶山，并担任副场长。
孙兆钧向记者回忆说，由于他曾在学校里学习过测绘知识，来到老潘山开垦茶山时也算学有所用了。当时大队还专门从柴桥中学借来平板仪、卷尺。他就运用“三点成一线”的几何原理，实地丈量山地面积，手工测绘茶山等高线、平面图，然后让大家按图施工。
海拔100米以上的老潘山，当时山麓的坡地种着杨梅树，而半山腰以上坡陡路狭。要把这样一个乔木、灌木地，变成整齐的茶山，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赶工期，开垦茶山的十几名社员总是要比生产队里的其他人早起一个多小时，往往天还擦擦黑的时候，就扛着工具上山了，一并带去的还有他们各自的午饭。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午饭又哪有什么好菜可以享用，只不过是冷米饭就着“龙头烤”，但也足以让大家在又饿又累的情况下大快朵颐一番了。
孙兆钧告诉记者，当时开垦茶山碰到的最大难处就是满山的“顽石”了。因为平整土地必须要把这些石头清理干净，真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碰到小一点的石头就两三个人一起上，用钢钎、板锄抵着，一点点地撬出来。遇到好几吨重的岩石，就用钢钎、铁锤凿孔，打炮眼，用炸药炸。锤子有时不长眼，一不小心敲到底下握钢钎的人手上。”
吴志祥当时就干过这个活，他告诉记者，装炸药的时候首先要借助钢钎在岩石上面打孔，一般都是用八磅大锤一锤一锤一点点地敲进去，然后在孔里放上炸药。为了防止爆炸时，碎石乱飞误伤人，炸之前要盖上一层厚厚的青松毛。“炸之前，所有人都要躲得远远的，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吴志祥说，炸岩石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碰到“哑炮”了，因为那个年代炸药质量不好，哑炮发生的概率也稍微大一点。
那遇到哑炮，要怎么办呢？“还是要把里面的炸药给抠出来，为了防止抠挖过程中出现意外，首先就是要往岩石孔里面灌水，把炸药彻底浸湿，让它失去爆炸功效。”说到这里，吴志祥也严肃起来，他告诉记者，等确定炸药已经被浸湿了，还要用铁丝一点点地把炸药给抠出来，每次干这活儿的时候大家都格外小心，所幸后所大队当时从未发生过相关的安全事故。
第一批十几名上老潘山“开山辟地”的社员，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力，大家硬是用绳拉、肩挑、棍撬的办法，在一年多时间里，在这座昔日的荒山上开垦出了几十亩的茶山。这座茶山后来也被村民们称为老潘山中心茶场，成为后来后所大队另外7个茶场的“示范点”。
在扩垦茶山的同时，后所大队也建起了茶厂，但在建厂头几年，一直没有固定的加工场所
单单种植茶叶，经济效益肯定没有加工茶叶来得高。当时后所大队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开垦茶山的同时，后所大队又筹建起了茶厂，不过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这个茶厂主要承担的是茶叶初制所的功能。“茶叶初制所”，这个名称现在已经很少听说了。记者查询了解到，茶叶加工分为初制和精制两部分。百度文库里对“茶叶初制”的解释是：对采摘后鲜叶的粗加工，经初制定型而成毛茶，不同的成品茶类型有不同的初制工艺流程。
“当时后所加工的茶叶主要以红茶为主，后期还带有一些绿茶和珠茶。”今年85岁的章夫娥称得上是后所茶叶初制所的“元老”，在初制所里足足呆了30来年，回忆起当年加工茶叶的场景，章夫娥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据章夫娥介绍，后所茶厂所建起的头几年，因为茶叶加工量比较少，也没几个工人，一直都没有固定的加工场所，就像打“游击战”一样，这个地方呆一段时间，再搬到另一个地方。而现在离后所村村口不远的村民口中的城隍庙（原称后所老大会堂），就是后所茶厂最先“蜗居”的地方。“一开始整个茶厂只有6个工人，遇到茶叶加工忙的时候，才会去生产队叫几个人帮帮忙，就像现在的临时工一样。”
章夫娥告诉记者，红茶初制虽然不复杂，但也要经过好几道工序，主要包括摊青、揉捻、发酵、干燥等。其中，揉捻是较为关键的一个步骤，为的是适度“破坏”叶组织，使鲜叶形成紧结的条索或颗粒，揉出茶汁，促使发酵。而这个步骤是由茶叶揉捻机完成的，“最开始的时候，初制所只有一台底座是水泥盘的揉捻机，筒体需要2-3个人一起推动，特别费力，后来大队专门请木匠花了40天功夫又做了一台木制的揉捻机。”
这台木制揉捻机因为后来机械的“更新换代”，早已不复存在。不过根据章夫娥的描述，揉捻机的主体是用木板做成的像八仙桌一般大的一个磨盘，磨盘上嵌镶着呈S形钢条的牙盘，盘面上方有一只如水桶般粗大的呈半悬空的茶桶。工人们用双手推动茶桶在磨盘上按顺时针方向连续研磨，桶内的茶叶慢慢漏下去，因为受到挤压和研磨很快就被揉出了汁水，并自然卷曲成条索。
“这台木制揉捻机用了大概四五年，后来茶厂搬到新厂房后才淘汰，换成了电动的金属做的揉捻机。”章夫娥说道。
由于木制揉捻机没有电动机，只能依靠手工操作，虽然较最初水泥盘的揉捻机轻巧一些，但这项活儿还是让工人们“叫苦不迭”。今年73岁的丁金娣虽然仅在后所茶厂呆过一段时间，也就是俗称的“临时工”，但回忆起当时工作的情景，她感叹不已。“我那会儿也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对茶叶加工也不怎么了解，老师傅们要随时检查茶叶，什么时候好翻了，什么时候要添加，我们就是帮着推揉捻机，纯粹卖力气。”丁金娣告诉记者，茶厂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如果当天茶叶加工量大，大家就算加班加点都要赶出来，有时忙的时候一天要干十八九个小时，“一整天操作下来，回到家两只手举都举不起来了。”
章夫娥至今还记得，自己到后所茶厂上班的第一年，有一次正好赶上茶叶加工忙季，人手又不够，她足足上了3个通宵班，等下班回家，头晕得连路都不会走了，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茶厂建起的头几年，因为加工场所设备简陋，又没有通电，全部靠手工操作。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茶厂慢慢地开始发展。1973年前后，后所大队在现在村综合大礼堂的位置上，盖起了前后两排三四十间崭新的人字梁通间的平瓦房，很是宽敞，还购置了十多台电动揉捻机，安装了煨焦糟、烘干机等制茶设备，并开始大规模招募工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所大队已开垦茶场500多亩，在茶场干活的社员超过500人，成为了当时远近闻名的茶叶大村，《浙江日报》两次大版块报道
初制所的发展离不开茶场面积的扩大。村民们告诉记者，从1964年在老潘山开垦第一个茶场后，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后所大队又陆陆续续开垦了6个茶场，包括西山茶场、东山上茶场、东山下茶场、新场、山林队一分场和山林队二分场。为了方便管理，当时7个茶场以老潘山中心茶场为中心，在每个茶场又分别设立了负责人。
今年79岁的项仁奎原先是后所大队第十四生产队的队长，新场开垦后被调去管理茶场。“我刚到新场的时候，这里已经开垦了差不多有70亩茶园，后来一边种植，一边又陆续开垦了20多亩，整个新场的种植面积就有100亩左右。”项仁奎说，后所7个茶场面积不完全一样，平均有八九十亩地，算下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所大队茶叶种植总面积已经超过500亩，这不仅在当时的镇海县是首屈一指的，在整个宁波市也不多见，后所的名气就传出去了。
孙兆钧至今还保留着1972年12月10日的《浙江日报》，这份报纸第二版以“后所山林展新容”为标题，大版块刊登了后所的图片新闻。40多年过去了，报纸依然保存完好，图片内容也清晰可见。记者看到，在其中一张图片上，放眼望去是一大片梯田式的茶园，甚是壮观，在一畦畦密密匝匝的茶树间，社员们拿着锄头正在紧张地劳作着。
“当时浙江日报摄美部记者程学武在后所足足呆了一个礼拜，每天拍各个茶场、拍社员们劳作。在第二年1973年12月21日，浙江日报又在第三版以《建设山区的青年人》为题刊登了长篇报道，那时候在全省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呢。”每当翻起这些激情岁月的“见证者”，孙兆钧都满是自豪。
项仁奎告诉记者，茶树是一种多年生的灌木，它的栽培技术主要是用种子点播或枝条扦插，一般在冬季下种，春季萌芽，通过施肥、除草、治虫、修剪，三年后即可成片采摘，“茶叶采摘一般从每年的清明节后开始，一直到九十月份结束，分为头茶、二茶、三茶和四茶，尤其是头茶，那是最紧要的，一年产量高不高，主要就是看头茶好不好了。”
由于茶场的采摘、除虫、施肥等各项活儿，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当时后所的7个茶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大队解决了社员们的就业问题。今年83岁的项金良在茶场工作多年，他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后所茶场工作的社员总人数就已超过了500人，“那时候大家读书都读得不高，像十五六岁的小年轻，一般初中毕业后就要开始参加劳动了，那去哪里呢，很多就都被安排去了茶场。”
1976年，刚满17岁的鲍世英成了西山茶场的一员，当时的她大概怎么都不会想到，茶场将与她今后的生活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甚至改变了她的一生。“那会儿，我们同一批去西山茶场的总共有7个人，都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大的也大不了几岁。”在鲍世英的记忆中，当时后所整个茶场建设已渐成规模，尤其是到了早春季节，晨雾缭绕，站在山巅举目远眺，一个个茶场就如那一卷卷翠绿的画卷，美不胜收。
每到茶叶采摘旺季，茶场社员们总要早起晚归。为了提高采摘速度，茶场还专门组织采茶姑娘去外地学习双手采茶法，鲍世英成为宁波地区“采茶状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
“三月鹧鸪满山游，四月江水到处流，采茶姑娘茶山走，茶歌飞上白云头……”在后所7个茶场500多名的社员中，年轻的采茶姑娘们可谓占了一大半。从春茶开始采摘，到秋茶结束，从施肥到除虫，整整一年时间，姑娘们忙得几乎不可停歇。回忆起当年在茶场工作的日子，采茶姑娘们也是感慨万千。
何信花在16岁时走上山林队茶场，直到26岁离开，整整呆了10年。“现在想想，等于是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都在茶场度过了。”何信花告诉记者，说起来，当时她能够进入茶场工作，也是大队考虑到她家庭比较困难，给予的特殊照顾。
谷雨时节，凌晨3点多，当后所大队的多数村民还在睡梦中时，何信花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却已经相约着出门了。清明过后，正是茶场头茶的采摘时间，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也来了。“每次出门天几乎都是擦擦黑的，中午也不可能回家吃饭，所以出门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一天的饭菜带上，什么土豆啊，番薯，前一天的剩菜剩饭，反正能填饱肚子就行。”何信花说。
从家里到山上的茶场，还有四五里的山路。那时候没有路灯，姑娘们只能拿着煤油灯，互相壮胆，一步一步小心地往山上走去。“茶叶长得快，你今天没有采摘完，明天没准就老了，所以那会儿也根本没有工作时间之说，‘出门金鸡啼，放工星宿齐’，就是摘到天暗了，看不见了为止。”何信花说，采摘之前，姑娘们一般会分成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划分一个采摘区域，除了中午吃饭，其他时间几乎一刻不停地在采摘，“就算吃中饭那也是囫囵吞枣，扔下饭碗就又开始干活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要是赶上下雨天，采茶就成了姑娘们最头疼的事了。“那时候也没有雨衣和雨鞋，头上戴上斗笠，拿油纸和尼龙纸袋挡挡，照样要采。”何信花说，有时候雨下得太急，即使穿着所谓的“雨披”，每个人也照样被淋得湿漉漉的，雨水顺着头发梢流下来，连眼睛都睁不开，但手上的功夫还是一刻不能停，“即使是月事来，也都这么干。”
随着茶叶面积和产量的不断增加，为了提高采摘速度，后所茶场还专门组织采茶姑娘们去杭州著名的梅家坞学习双手采茶法。“我们原先都只会单手采摘，平均一个人一天只能摘三四十斤，改成双手采摘后，茶叶产量大幅提高，最快的一天可以摘上100多斤。”
要数采茶能手，鲍世英绝对当之无愧。凭着自己的勤快聪慧，鲍世英在进入西山茶场第二年就被推举为了妇女队长。1978年，宁波地区举办采茶比赛，并把比赛地点放在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后所大队，鲍世英作为西山茶场的代表参加了比赛。“当时余姚、慈溪等各个茶场的负责人、农技师都来了，比赛就在中心茶场，有将近30个人参加，那场面热闹极了。”鲍世英至今回忆起来，都显得兴致勃勃。
鲍世英告诉记者，按照当时的比赛规定，参赛选手各被分了一畦地，要在规定时间内看谁摘的茶叶更多、质量更好。哨子一响，姑娘们迅速背上茶篓，灵动的双手在茶叶间熟练地跳跃着，远远望去，甚是好看。“左采茶来右采茶，双手两眼一齐下，一手先来一手后，好比那两只公鸡争米上又下。两只茶篓两膀挂，两手采茶要分家，摘了一回又一下，头不晕（来）眼不花。”这首由北仑籍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周大风先生创作的《采茶舞曲》，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用里面的几句歌词来形容当时采茶姑娘们摘茶的景象，大概是再合适不过了。慢慢地，姑娘们面前的茶篓渐渐沉了起来，周围呐喊助威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
此时哨子一吹，比赛正式结束。接下来，就是评比了。“首先就是要秤谁茶篓里的茶叶最重，然后再看每个人的手指。”鲍世英介绍说。看手指？这是为什么呢？记者满是好奇。“摘茶叶手法很重要，不能硬扯、硬掰，如何能知道，就是看手指，错误的采摘方法，手指缝里就很容易会留下茶叶。”鲍世英说，采茶姑娘中有个说法叫“公鸡得（意‘啄’）谷”，就是摘茶叶的时候双手要像公鸡吃稻谷一样，又快又准。
评比除了要看茶叶数量，还要看采摘质量，当时的比赛评委还采用了一种“抛帽子”的方式，把每位姑娘摘的茶叶摊开来，从同一起点抛帽子过去，帽子罩住的茶叶，就是选定的评价样本。“这个就避免了作弊，也是为了公平起见。”鲍世英说，茶叶碎片多不多，叶片大小是否统一等，这些都是质量评比的要素。
那场扣人心弦的比赛，鲍世英最终拔得头筹，获得了“采茶状元”的称号。评委们计算，如果按她这一速度，一天下来可以采摘180余斤。1979年，鲍世英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也成为后所茶场“辉煌”的历史见证。
随着茶叶产量的不断增加，后所茶厂发展渐入佳境，工人们说，最多的时候茶厂一天就加工了700担茶叶
鲍世英告诉记者，每天她们采完茶，都会有男社员把采下来的茶叶送到大队里的茶厂进行加工。要是遇到高峰期人手不够，她们也会帮着挑下去。从采茶场到加工厂，足足四五里的山路，挑着50多公斤的茶叶，对一些20多岁的姑娘们来说，实在是不容易。
那边新鲜的茶叶刚刚运下来，这边茶厂的工人们已经忙了起来。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新建的厂房内，后所茶厂已经招了三四十名员工。在加工旺季，十几台揉捻机日夜运行。
方仁翠今年71岁，30岁那年因为家庭负担比较重，申请到茶厂上班，当时后所茶厂刚刚搬了新厂房。方仁翠说，茶叶加工虽然有明确的加工工序，但她们当时的工作却没有分工，几乎是哪里忙就要往里去。新鲜的茶叶从山上运下来，首先要摊青，老师傅喊一声“摊青啦”，手上没有活的工人们就会颇有默契地跑出去。
“茶厂外本来就有一大片空地是用来摊青的，但是后来茶叶越来越多，根本不够地方晒，只能见缝插针地这里晒一点，那里晒一点，等到附近地方都晒满了，就开着拖拉车运到穿山码头去晒。”方仁翠说道。
茶叶摊青颇讲究时间和光照，如果摊青时间过长，茶叶泡出来的味道就会比较苦涩，没有香味；如果时间短了，茶叶就会湿气太重，口感也不好。对一众女工人来说，摊青还是一项力气活。“摊青的时候要翻动，等这边的茶叶翻好了，那边又要开始翻了，摊完青了又要全部收起来，力气小一点的根本做不了。”同样在茶厂工作的鲍秀芬向记者回忆道。
如果说章夫娥代表的是后所茶厂的第一代女工，那么方仁翠和鲍秀芬就可以说是第二代、第三代女工了。女工们跟着前一代的老师傅，边学边做，灵巧的大半年就能掌握茶叶加工的技术。
在方仁翠的记忆里，每年春茶采摘的时候是最忙的，“我记得有一年最多的一天，我们一共加工了7万多斤茶叶，有一个月足足加了26个夜班。”
当时女工们的辛劳，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但通过她们的回忆，还是能感受一二。
鲍秀芬告诉记者，茶厂忙的时候，她们往往早上6点钟就要开始工作了，可能要一直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去，洗个澡眯一会儿又要起来上班了。中午好不容易趁着吃饭休息一会儿，只要新鲜的茶叶一运下来，大家放下碗筷就要开始干活，等再回去吃，饭早就凉了，囫囵吞枣地吃几口也就算了，“茶厂的女工一般年龄会比上面茶场的大一些，多数都是有家庭有小孩的，但是忙的时候，家里真是一点都照顾不到。”
工人们告诉记者，新鲜茶叶加工成干茶的比例一般是4比1，也就是说，4斤茶叶一般可以加工成1斤干茶。“因为后所茶厂规模比较大，附近其他几个村，甚至是白峰上阳、郭巨等地的茶叶也会运到这里来加工。”方仁翠向记者说道。
后所茶厂到底发展得怎么样？作为一名在茶厂干了20多年的老会计，何莲英也有很多话要说。今年71岁的何莲英娘家在白峰小门村，24岁那年嫁到了后所，她笑说这个年纪在当时也算是“大龄青年”了，人家19岁已经结婚生子了，而她还在读书。
因为之前在小门生产队做过3年的会计，进入后所茶厂后，何莲英理所当然干起了“老本行”。“在茶厂呆了这么多年，也算是见证了它一步步的发展。”何莲英回忆说，在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茶厂的发展就进入了“黄金期”，像她做会计的，也几乎是从早忙到晚，“后所7个茶场和其他茶场把茶叶送过来，我们要登记好数量，茶叶加工好了卖出去又要做账，忙的时候，桌上全都是各种发票。”据何莲英介绍，1982年，单后所7个茶场生产加工的干茶就有224000斤，以每100斤一担计算，共计2240担，当年后所茶厂创造年产值80来万元。
村民们说，后所发展茶叶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大队解决了剩余劳动力。得益于茶叶生产的发展，后来大队经济效益慢慢提高，账面上也逐渐有了余钱，除了用于修桥、铺路、掏沟等，年底社员们拿到的分红也多了。孙兆钧告诉记者，在上世纪60年代，后所一个男劳力一年到头收入也就两三百元，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已经增加到了五六百元，虽然这些钱，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当时大家都已经很高兴了。
1984年前后，后所茶厂建起了精制车间，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茶场开始实行家庭承包
新鲜的茶叶经初制后制成毛茶就能饮用。不过，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后来在初制毛茶的基础上也会对茶叶进行精细加工，这道工序就是茶叶精制。
1984年前后，后所茶厂建起了精制车间，一边招工，一边扩充厂房。茶厂工人们告诉记者，当时的后所茶厂，初制车间加上精制车间总共有99间屋子，分为各个生产车间和仓库，有员工近200人。
在现在后所村综合礼堂正前方东侧的地方，有一排砖瓦平房，这里就是后所茶厂的精制车间。如今，这排平房已经租赁给了小工厂。记者在现场看到，平房呈通间状态，内部环境还比较宽敞。“以前这平房内都放着各种茶叶精制机器，每天机器声都轰隆隆的，不过后来这些机器都卖掉了，现在都看不到啦。”看到记者在采访后所茶厂的事，一位路过的村民向记者说道。
丁金娣的丈夫项懋鹏原是后所村的电工，也一直负责茶厂的机器安装与维修。只可惜老人家在不久前刚刚去世。不过，记者在项懋鹏家中找到了他留下的不少当年茶厂机器的相关资料，茶叶抖筛机、茶叶烘干机、转子式茶叶揉切机、圆筒炒干机、阶梯式茶叶拣梗机……制茶机器种类齐全，相比茶厂一开始简陋的设备，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年，老头子还经常参加全国茶叶机械会议，后所茶厂的名气也是很大的。”丁金娣颇为自豪地说道。
从初制扩大到精制，最为明显的变化大概就是后所茶厂的销售额了。“以前只有初制所的时候，我们加工的茶叶一般都先卖到柴桥茶站，然后他们再卖给其他茶厂进行精细化加工，相对来说我们的利润会比较低。”何莲英告诉记者，精制车间投入生产后，茶厂可以直接加工销售精制茶，效益一下就上来了，“精制茶按不同等级，价格也不一样，有的几元一斤、有的十几元一斤。”何莲英说，当时从外地来茶厂收购茶叶的客商还是比较多的，通过外贸公司，茶厂的茶叶也被销售到了国外，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茶厂年产值已经提高到了几百万元。
建起精制车间的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
当年，后所500多亩茶场开始实行个人承包。以鲍世英所在西山茶场为例，当时就被分批承包给好几个人。“有的承包得多一点，有的少一点，都不一样。”鲍世英说，茶场被个人承包后，许多茶场的老员工也陆续离开了，开始另谋出路。鲍世英也结束了她10年的采茶生涯，“以前茶场是大队的，承包后肯定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再加上毕竟不是在集体干活，所以大家都想着趁着年轻重新找份工作。”离开茶场后，鲍世英做过邮递员、出纳，换了好几个工作。因为当年辛劳的采茶工作，今年还不到六十的她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腿脚由于骨质增生，连简单的下蹲都变得困难。但谈起当年走上茶场，并足足坚持了10年，她仍不言悔。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后所茶厂关停。对于茶厂后期几年发展的历史，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几位老员工都不愿多说。老员工们告诉记者，茶厂关闭，分析起来其实有很多原因，一是当时国际竞争压力增大，导致外贸茶叶滞销。以后所茶厂加工的茶叶为例，除了卖到国内西藏、内蒙古等地用来制作砖茶，还有不少都是通过外贸公司出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茶叶出口形势不好，再加上当时国际上对中国出口茶叶的农残检测标准越来越高，茶叶出口受阻，茶厂效益自然就下来了。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名优茶的需求越来越大，后所茶厂在当时说到底也只是一个小山村自己办的茶厂，加工的茶叶又没有品牌，到后来竞争力自然就越来越弱了。
章夫娥一直坚持到茶厂关闭才离开。“茶厂关闭那年我正好63岁，30来岁进厂，算起来在茶厂也呆了快半辈子了。”章夫娥说，后来在茶厂呆到最后的，都是像她这样较早进厂的员工，干了这么多年，也算是有始有终了。
采访当天，方仁翠带着记者来到当年茶厂用来办公的一栋两层楼房，斑驳的墙壁、陈旧的门窗，已有一种年代感。如今这栋楼已经转租给别人，办起了小工厂，二楼的墙上还写着“服装厂招工”几个黑体大字。楼房前，记者找到了一块木制的厂牌，上面写着“宁波市北仑区后所茶厂”几个字。
山上500多亩茶场被分开承包后，如今又变成什么模样了呢？日前，孙兆钧也带着记者专门在吉祥岙水库附近的山林地转了一圈，原来的山路，因为最近几年鲜有人走，已杂草丛生。走了一段山路，来到了原东山下茶场所在地，记者看到，山丘上还有一些村民零星种植的茶叶，长得郁郁葱葱，只是当年大规模的茶地已不见踪影。当年最先开垦的老潘山中心茶场，因为上山的路太过荆棘丛生，记者几人也没敢往上走，只能站在山脚下仰望。“老潘山茶场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两边的山高起来，就像一个马蹄形，中间平坦的就是茶场了。”遥望着当年劳作过的地方，孙兆钧也是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