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万里茶道"的起点
武夷山的物华天宝之一就是武夷岩茶。古代学者徐渤在《茶考》中写道：“环九曲之内，从业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弼连绵不绝。”足见武夷岩茶生产之盛况。万里茶路是如何以武夷山为起点？2001年9月26日的《山西日报·时代广场》专版刊登了焦玉强和李林娃的文章《常家庄园访儒商》，大篇幅介绍了山西的榆次车辋常氏是怎样来到福建崇安县采购武夷茶的。《常氏庄园儒商文化书系·榆次车辋常氏家族》有详细记载：常氏茶商在崇安下梅茶市购得武夷茶，经梅溪运至崇安城后，沿闽赣古驿道西北行，茶货由脚夫挑运，过闽赣交界的分水关，到达江西沿山县的河口镇。经打包装船之后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出九江口，茶船进入长江，溯江而上到达武昌，然后转入汉水至襄樊，进入河南社旗后，转入山西境内，抵潞安，进入晋中地区的祁县、榆次等地。经一番补给，又出张家口，抵归化城，靠驼队运送茶叶，越大青山，沿着张库大道行进，往草原深处伊林驿站休整，抵达库伦，继续前行到中俄边界贸易城恰克图。
开辟如此蔚为壮观的“南茶北销”之路，主力商帮是晋商。《崇安县文史资料》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即山西商人。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返，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至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咨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这里所说的“西客”，就是山西茶商，当然除榆次的常家外，也有山西其他姓的商贾涉足武夷茶经营。
晋商常氏最初在武夷山经营茶叶的合作伙伴是下梅茶商邹茂章的景隆号。《崇安县新志》记载道：“乾隆间，邑人邹茂章以茶叶起家，富有二百余万元。”、“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其中描述的竹筏运茶之盛况，就是当年武夷茶集散地下梅景隆号码头水运的情景。“邑人邹茂章”以下梅茶市为茶叶集运码头，与晋商常氏协订采购武夷茶之约。晋商从武夷山产茶区和下梅茶市贸易集市采购茶叶，组织大量运力将茶叶运往江西河口。从武夷山县城到江西河口，要翻越闽赣古道上的分水关。分水关在历史上曾是公认的晋京大道，见证了大量的武夷茶是从此处运送出去的。如今分水关南麓的黄连坑古街还保留有不少当年茶商在此歇脚过夜的客栈，收集埋葬闽赣古茶道上死去的商人“孤魂总祭”碑里，就有往来于闽赣古道因遭遇盗匪而毙命的茶商冤魂。
这条承载着武夷茶叶贸易的万里茶道，在经历了150多年的商贸互动后，不断得以拓展、延伸，向中国长江两岸的产茶区、边疆茶区辐射。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长江水路受阻，两湖的茶叶生产大量向汉口靠拢，这给南下武夷山收购茶叶面临困境的晋商，带来了生机。他们把收购茶叶的目标折向两湖，在安化、羊楼洞、武汉重新开辟茶叶供货市场。
武夷山清初早期茶市在星村古镇，受东印度公司采购武夷红茶的影响，星村茶市主要经营来自九曲溪流域的红茶。稍后，下梅茶市形成，集中了武夷山东南片区茶区的茶叶，南树村清代茶商李有贵至今还保存着与下梅邹氏茶商合作经营武夷茶的人文遗存。
与下梅邹氏合作贸易一个多世纪的晋商常氏，因太平军战乱突然失联，偏居一隅的武夷山茶商邹氏茫然不知所措。邹氏茶商在退出了称雄100多年的“南茶北销”之列后，一个机遇又让他们收回“失地”。《邹氏家谱》记载，茶商邹茂章后人加入口岸营销的行列，其侄邹栋在嘉庆年间担任澳门军民同知时，就积极引领族商参与海上茶叶贸易。其时鸦片战争清军失败，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定《南京条约》，清政府不得不向八国联军开放口岸。五口通商引来大批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大量采购中国茶叶，茶叶贸易从此在广州、厦门、泉州、福州、宁波、杭州等口岸展开。武夷山茶商中除邹氏外，还有伍氏、朱氏、郎氏、孙氏等茶商，立即掉转贸易方向，组织大量茶货纷纷向口岸涌去。他们从陆运了100多年的商贸体制中走出来，完成了与荷兰、比利时、英国、印度、瑞典等国茶叶商贸公司的磨合。这正如民国《崇安县新志》中记载的：“康熙五年（1666），华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又康熙十九年（1680），欧人已以茶为日常饮料，且以武夷茶为华茶之总称，此为武夷茶之新世纪。”、“福州通商后，西客遂衰，而下府（指福州一带）、广（广东）、潮（潮州）三帮继之而起。”由此，在福建沿海的港口城市再次产生了以销售贸易闽茶为主的海上茶叶之路，当然，这些海上之路的茶叶贸易已远远超过当年与晋商进行陆上茶叶之路贸易的规模。
如今，我们还能从武夷山现存的《邹氏家谱》、《潘氏宗谱》、《郎氏族谱》、《朱氏宗谱》、《孙氏族谱》等民间文史资料中，找到武夷山籍商人在清代中后期经营武夷茶叶的记载。从清代的康乾盛世到民国时期的式微，武夷山在三个多世纪以来都一直担当着陆上茶叶之路起点和海上茶叶之路起点的角色。特别是星村、下梅、赤石、崇安水东渡、西路四渡，承载了万里茶路起点形成的发展经历。武夷山茶叶在中外茶商无数次的陆转水浮贸易中，开辟万里茶道，发挥了万里茶道起点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