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曼考证陆羽《茶经》中的佛教人物
报告称，陆羽《茶经•七之事》是中国茶文化史料的历史遗产，涉及茶事或茶文化人物有四十三位，其中佛门人物三位，分别是敦煌人单道开、释法瑶和沙门谭济，由此引申出佛教与茶文化的因缘，为后世对于佛茶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舒曼说，唐代陆羽《茶经》作为唯一一部茶事典籍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不仅是一部茶的自然科学成就经典，也是中国茶文化领域不可多得的知识宝库，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茶经》同时还是一部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文史著作，具有博大精深的科学与文化内涵，更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
《茶经》全书共分三卷十章。舒曼认为，《茶经•七之事》部分堪称是中国茶文化史料方面的珍贵历史遗产。
他说，《茶经》“七之事”着重概述了唐代以前有关茶事史料、典故及诗赋。这一章，陆羽引经据典，内容包括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有关史记、传纪、笔记、诏书、家书、医书、诂训书、地方志和神异小说，以及诗词歌赋共四十五种古书、四十七例茶事活动记载。
舒曼列举了“七之事”表述的四十三位茶事或茶文化人物，他们依次是：炎帝神农氏，西周政治家周公姬旦，春秋政治家晏婴，仙家道人丹丘子、黄山君，西汉政治家司马相如，西汉文学家、哲学家杨雄，吴归命侯、太傅韦宏嗣（韦曜），晋惠帝司马衷，西晋将领、诗人刘琨，琨兄之子兖州刺史刘演，晋代文学家、黄门侍郎张载（字孟阳），西晋司隶校尉傅咸，太子洗马江统，西晋文学家孙楚（扶风参军），散文家左思，吴兴太守陆纳，陆纳之子会稽内史陆俶，卫将军谢安，文字学家、弘农太守郭璞，扬州太守桓温，舍人杜育，小山寺僧人法瑶，沛国夏侯恺，余姚人虞洪，北地人傅巽，丹阳人弘君举，乐安人任瞻（字育长，曾任天门太守），宣城人秦精，东晋敦煌僧人单道开，剡县陈务之妻，广陵一老妇人，河内人山谦之，北魏文人王肃（曾任尚书令），南北朝时宋孝武帝的儿子刘子鸾（新安王）、鸾之弟刘子尚（豫章王），鲍昭之妹、南朝宋女诗人鲍令晖，八公山南朝宋名僧昙济（一作“谭济”），南齐世祖武帝肖赜（南北朝时南齐的第二个皇帝），文学家、任太子太仆兼廷尉卿刘孝绰，南朝梁著名道士陶弘景，唐开国功臣徐世勣（封英国公）。
舒曼认为，在上述人物中，佛教人物共有三位，分别是武康小山寺释法瑶，敦煌人单道开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他从“佛门单道开与‘荼苏’”（包括邺城文化小考和邺城佛教文化小考）“法瑶法师与‘饭所饮荼’”（包括对小山寺小考、沈台真小考）、“昙济和尚与‘荼茗’”（包括新安王、豫章王小考、八公山小考）、以及“对单道开所谓‘道士’之探究”等四大板块作了全面分析。
在对于僧人单道开解析中，舒曼从唐代房玄龄所著《晋书•艺术列传》、《临漳县志》、梁代慧皎所编《高僧传》等典籍来加以说明；对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舒曼从《高僧传》《宋书》《道光•武康县志》等史料作出分析；对于八公山沙门昙济，舒曼从《宋录》《梁高僧传》、梁•宝亮撰《名僧传抄•昙济传》《寿县志•宗教篇》、唐元康《肇论疏》等文献加以阐述；而对于单道开为何被有些文章说成道士？舒曼认为，佛教高僧被冠以“道士”者历史上甚多。“道士”之称始于汉代，然而当时称呼“道士”的范围较广，除东汉时期“五斗米道”、“太平道”的信徒之外，方士、术士及一些道家也可以称为道士。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士之称甚至与对佛教僧侣的称谓相混。因为在魏晋时期，“道士”亦被指修佛道之士的略称。关于此论，舒曼引用佛教典籍、收录于《大正藏》第十六册的《盂兰盆经疏》（下卷）加以说明。《盂兰盆经疏》说：“汝虽孝顺声动天地天神地祇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三藏云。纵汝感天灵于上界。激地祇于下方。纵摄邪魔横罗外道。统六合以同一家。总八部以为一众。并其神力亦不奈何。外道道士者。外道中之道士也。简内道中之道士。佛教初传此方。呼僧为道士故。四天王者。毗沙门等护持世界者也。”舒曼以为，由此亦证实魏晋时期的佛教徒称谓“道士”是确有其事，证实了佛教徒与道教徒可以混用“道士”称谓。一直到了隋唐时期，“道士”及相应的称谓如道人、羽士、羽客、羽人、黄冠等，才逐渐成为道教神职人员的专门称呼，佛教徒基本上已经不再采用“道士”之称谓。
舒曼最后说，陆羽《茶经•七之事》引证茶事和与之相关人物的这些古书，有的已佚失，但恰恰是这部《茶经》，使中国茶文化典故得以保存，换言之，如果不是《茶经》记载，中国佛教茶文化史上，除《晋书•艺术列传》记录“敦煌人单道开”与茶相关的故事之外，对释法瑶与谭济和尚的茶事活动就知之甚少，所以弥足珍贵。然而，遗憾的是除僧人单道开茶事典故被列入正史记载，并被后世茶文化研究者尤其是佛茶文化研究者广泛引用外，有关释法瑶与谭济和尚的茶事活动并未被茶文化研究者尤其是佛茶抑或是禅茶文化研究者所推崇。究其原因可能有多方面，如史料不足，尤其是与茶相关联的史籍甚少或缺如；另外，学术性研究通常关注正史，野史只作参考而已，而僧人单道开除了在饮茶年代上早于法瑶与谭济外，且又被正、野史籍“通吃”，故后世传播较广；更重要一点，法瑶、谭济与茶之因缘不具特殊性，平淡如常。一个是以茶待客，一个是饭时饮茶，不具更深层意义。其实在法瑶、谭济之前，早已出现佛教高僧饮茶故事——天台宗智者大师与茶之因缘，净土宗创始人慧远大师与茶之因缘等等，而且名声在外。问题在于法瑶、谭济的茶事活动被陆羽《茶经》记录在案，而智者大师、慧远大师与茶之因缘，只是没有录入到陆羽的《茶经》而已。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