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与袍哥
这是一个老成都人源于西御街安澜茶馆的回忆,记叙了这个茶馆作为社区中心的角色。人们将茶馆作为解决争端和纠纷之地,称“吃讲茶”或“茶馆讲理”,不需要政府或官员的介入,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自治的观念和广泛的实践。
袍哥是茶馆的常客,他们甚至把茶馆作为公口,“吃讲茶”的活动经常有他们的参与。从一定意义上讲,袍哥促进了茶馆的繁荣,因为他们不仅自己开办了不少茶馆,而且还为很多茶馆提供保护,再加上他们以茶馆为据点,在哪里联络、聚集和开会,给茶馆带来可观的客源。虽然人们知道袍哥是一个非法组织,但大多数茶客并不在意。
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人们可能会以为袍哥情愿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进行活动,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大多数袍哥把码头设在熙熙攘攘的茶馆里。为什么袍哥喜欢以茶馆为基地呢?第一,政府从来就没有能力对茶馆进行全面控制,即使制定了不少禁止袍哥的规则,也未能认真执行。第二,茶馆是袍哥聚会和社会交往最方便的地方。第三,只要袍哥不给当局惹麻烦,政府和警察实际上对活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第四,虽然茶馆是公共场所,但热闹的气氛、三教九流的混杂可能更有利于秘密活动,在一个拥挤的茶馆里,袍哥的接头反而不大引人注意。第五,在公共空间进行与同党的联系,如果事情暴露,也不容易使家人受到牵连。
作为小生意者,茶馆经理人经常成为地痞流氓和其他地方恶势力欺辱的对象,因此,茶馆力图寻求保护。在民国时期,袍哥成为茶馆最经常的保护伞。不过,有的茶馆不会有这样的麻烦,因为它们有权势人物作为后台,如那些在春熙路的大茶馆多是由军官、政客、特务所开办的。
摘自《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