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宋代严苛的茶叶专卖制度

　　政府直接做茶商

　　中国古代从秦汉帝国开始，就对诸如盐、铁、酒等当时的战略物资或高利润产品实行专卖。专卖制度当然也不全都是与民争利，在特殊情况下，出于国防和战争的需要，必须对某些产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如汉武帝时期铁的专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冶铁技术和铁器流传到北方的敌对势力——匈奴那里。当然，专卖给历朝政府所带来的利益，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每一个统治者都深谙其道，并屡试不爽。

　　正是由于有这一悠久的传统，因而到了北宋立国之初，政府对茶叶实行全过程垄断经营，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政府直接做茶商。过程是这样的，政府给茶农本钱，直接投资产茶业，接着收购所有茶叶，然后组织人力运送到政府开设的茶场或交易市场。而民间的茶商在京城开封或其他指定的地方缴纳金帛、铜钱等硬通货，以换取购买茶叶的凭条，这样才可以到政府储存茶叶的固定地点领取茶货。

　　北宋为了保证茶叶完全被政府所收购，把货源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即首次交易排除任何一个民间商人），还下达行政命令，规定如果茶农私留茶叶，将按照其所隐匿的数量，分级予以惩罚；私下与茶商交易，也按照其交易量来惩处。如果茶农有抵触情绪，从而毁坏茶树或销毁茶叶，那么也按照其所损毁的数额予以严惩。

　　本来，全面垄断能使政府独占茶叶贸易的利润，但即便是现代国家，为垄断所付出的人力、财力成本也是巨大的，更何况是古代。毕竟，国家绝对不可以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替代灵活多变、善于经营的商人。更何况，茶叶说到底是一种农产品(000061,股吧)，其先天就有保鲜的时间要求，任何过于干燥和过于潮湿的环境，都会降低茶的品质，因而宋代的官府在经营中，损耗极大。而且，垄断的另一个附属产物就是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北宋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经济活动是有其客观规律的，政府对茶叶实行直接专卖，主观上渴望独占茶利，但现实市场却非常残酷。宋代国家全面垄断茶叶贸易的后果非常严重，就连政府官员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亟待有所改变。

　　有条件的放松管制

　　有鉴于垄断的低效率，宋代政府开始改变。具体做法是，让商人运输粮草等战争物资到国防前沿，按路途的距离和物资的价格发给商人凭证，即宋代所谓的“券”。商人再凭券到京城领钱，或特准到产茶的南方换取茶货。因茶叶利润丰厚，故而商人更多地选择到南方获得茶货。当时把南方的茶叶贩卖到西北一代，收益可达好几倍。

　　当时因与西夏打仗，政府甚至以远大于商人货物实际价值的高价钱，来吸引商人为国家运输战略物资。再加上特准茶叶贸易的暴利，商人当然愿意做这笔买卖。可是这样一来，原本因战争而堪忧的国家财政就更是雪上加霜了。而且，由于商人对茶叶贸易格外垂青，也因为政府的确有求于商人，致使下发给他们特准购进茶叶的“茶券”过多，而茶叶的产量却是相对固定的，茶券贬值就顺理成章了。这相当于市面上流通的钱多了，而商品总量却没有变化，从而导致货币贬值。有时候，商人手中的茶券总量，要超过全国两三年的产茶总额。这样，政府的信任危机就发生了，商人最初尝到过甜头，现在却要咽下这颗苦果。

　　再次改革迫在眉睫。到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宋仁宗下诏废除以前的茶叶国家垄断，允许茶农与茶商直接交易，政府收纳茶商在各地销售时的商税。放松对茶叶贸易的管制是茶商梦寐以求的，市场也极为活跃，自由竞争使得政府仅在商税收缴中就获利颇丰。而且，以前为实行垄断所设置的大批机构得以撤销，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支出。

　　但是，政府只是放松了对茶商的管制，而对于茶农来说，这却是灾难。政府为了继续享有完全垄断时的利益，就把垄断时收购茶农茶叶可获得的巨大收益，都均摊在茶农身上。也就是说，茶农交了“公粮”，才能自由地与茶商做交易。而这种公粮性质的经济作物“特种税”，对于茶农来说，过于沉重，致使很多茶农因此破产甚至逃亡、自杀。政府所收缴的茶农“公粮”很重，那么茶叶的出产价格也就高；出产价格高，那么商人收购后的销售价格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后果便是市面上茶叶的价格奇高，普通饮茶者只能为此买单。还有的消费者根本无钱买茶，只能望茶兴叹。

　　严格的专卖制

　　北宋末期，茶叶贸易的弊端愈发严重，于是在权臣蔡京的主持之下，再次对仁宗时期极为有限的茶叶自由贸易政策进行革新，把宋代初期政府全面垄断下的直接专卖，变成间接专卖。具体做法是，商人先到官府购买“茶券”和专门包装茶叶的“笼子”（相当于指定的包装袋），再前往产茶地区向茶农购买茶叶。购得茶叶后，商人必须入城，在产茶地的官府核准茶券与实际收购量是否相符，之后官府在专用的包装袋上写明数量、茶色、商人姓名、销往何方等相关内容，加盖封印。

　　到了销售地，商人要再次到当地的官府核准茶券和茶叶，才能正式销售。如果茶商运输过来预备出售的茶叶，超过茶券所特准的量，那么超出部分必须再次购买茶券，才能获准继续销售。待这批货售完之后还要把茶券和专用的竹制茶叶包装物归还政府，予以销毁。

　　政府可谓用心良苦，在每一个交易环节严密监控商人，以达到专卖的目的，获取较高的专卖收入。这样不仅政府大获其利，而且这种间接专卖制，允许茶商与茶农直接交易，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激发了上下游从业者的积极性，使商人在茶叶流通中依照市场规律趋利避害，脱离了政府对茶叶交易主观盲目的指挥和控制。政府只是监控和管理茶叶交易，而不是直接参与生产和销售，这样当然减少了很多行政支出，茶叶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损耗也降低了很多。整个行业乃至全社会的成本都大为降?低。

　　到了南宋，政府对茶叶专卖的控制更为细密严苛，譬如茶券与茶货必须时时相随，商人每次卖出的茶叶都必须在茶券上详细登记，包装茶叶的竹制品必须在茶叶销售后10天内归还官府。茶叶贸易在古代与现代一样，利润率都很高，都是政府重要的税源。南宋更是如此，当时的大学者叶适就曾说，如果没有茶叶，则难以立国。

　　但专卖制永远只是最有利于政府，而非商人和普通民众。就算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间接专卖，茶商也必须从一开始就高价购买茶券，以至于时人把专门包装茶叶的竹制品称之为“茶大虫”，即吃人的茶老虎。其实，国家垄断与专卖制在本质上就是与民争利。对于某些特殊商品，也许专卖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但即便如此，政府也要谨慎地处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让专卖的“紧”与“松”，能够在国家与国民之间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