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是陆羽揭开茶事秘密的一面镜子
福建茶叶网7月15日讯：最近读日本文学修士冈仓天心（1862～1913年）在明治三十九年（1905年）写成的《说茶》中文新译本，东京大学藤田一美教授在题写《致中国读者》代序中说，这本书和中国读者见面，“就像回娘家的姑娘似的”，但“真是太晚了些”。其实，早在1942年，我国学者已经看到这本书，并且译为《茶之书》。书中关于唐代茶文化，主要是以陆羽及其《茶经》为张本，天心先生明确指出：第一，“茶，开始是用作药材，后来就成为饮料。在8世纪的中国，饮料作为高雅的享乐，出现在诗歌领域”；第二，“唐朝的时代精神把茶从粗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使它达到最终的理想境界”；第三，“陆羽制定了茶道应该是指茶艺而言。从那时起，他被崇拜为中国茶商的保护神”；第四，“陆羽是茶道的鼻祖。《茶经》的出版在当时肯定是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
除此，这本书的作者虽然认为茶道是指茶艺而言，但又肯定“茶道是道教的化身”。关于这一点，今年2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止庵先生写的《茶之书》一文中说：“我怀疑书中凡提到道教的地方，都应该是道家。”我看是正确的。
我是研习“形而下学谓之器”的，常常担心自己会陷入“唯器物学”而不能自拔。由是就将冯至先生写在《说歌德诗的几点体会》一文中的几句话抄在本本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来自警和自勉。冯先生这段话是：
歌德面对自然界的公开秘密，常把艺术看成是公开秘密最可贵的解释者。
我想自己天天接触着的实物材料本身，都有它们自己的秘密。要想真正认识它，如只着眼于它的外型，绝不能说是已经通晓它。特别是当我把陆羽的《茶经》通读几遍之后，就更加感到陆羽的意图确实是把茶视为“天育万物”的“自然”，且“皆有其妙”的。“妙”在何处？他就通过自己的亲历其境、“亲揖而比”、“亲灸啜饮”、“嚼味嗅香”而写出。正如天宝（742～756年）中“太学生”封演说的，它是“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灸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因此，可以认为《茶经》无异就是揭开“茶事”秘密的一面镜子，同时陆羽自己也被创造成有史以来第一个通晓茶秘密的人。或者可以这样说，一本《茶经》正是陆羽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而对他生活的时代的采茶、造茶与饮茶的科学报告，从而就在陆羽及其《茶经》的影响下，促进了有唐一代茶叶生产与饮用的精进和发展。根据李肇和赵等人的记载：“巩县陶者，多为艺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唐国史补》卷中）又“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因语录》卷二）。遇无交易，则“以釜汤沃之”（佚名《大唐传载》）。这样看来，正如冈仓天心说的，陆羽之被崇拜为“保护神”，是出自当时的“茶商”。我们切不可随声附和，还应看到，陆羽是一位从小“独行野中”、在牛背上学着画字读书的大自然的儿子。人们或者不会轻信，这样一部能够使人在饮茶中洞察到茶事秘密以及讲究茶艺的书竟然是这样一位极为平凡的人写成的。但它确实是陆羽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而写出来的，可以说，《茶经》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无不凝结着陆羽的智慧和汗水。
咸通八年（867年）进士、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十首序言中对唐朝茶事的回顾说：“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然季疵之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之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而去疠，虽疾医之不若也。其为利之于人岂小哉？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以云、武威段碣之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茶之事，由周至今，竟无纤遗矣。”由此看来，皮日休对季疵之书的评价，既肯定了他的贡献，又感到他对“茶事”，特别是忽视了采茶人与饮茶人的生活与情感，是不应该的。因此，在他后来读到顾渚山记和温、段两位的文章后，才感到茶事“由此备矣”。同时皮日休特别感到“缺然于怀”的是陆羽之书，只是“有其具而不形于诗”，是一大遗憾。
至于《茶经》“七之事”，则是陆羽从先唐文献资料中“照本”摘抄的。他的着眼点是胪列这种如甘如芥的茶叶在古人生活中的用途，且还注意到南北地域和民族习俗的不同，并进一步为“茶之源”作出注解和补充。具体讲，有以茶作药，采茶叶作饼，以茶作羹或粥，以茗为茶，用茶代酒，拿茶果待客，还有驰名一时一地的巴蜀茶，惠山大茗，南中好茗，陵谷茶茗，溪山御茗以及因产茶而命名的茶坡、茶山、茶溪等等，使人一眼看到了今天我们拿在手里的一杯香茶的源头。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将盐、姜、糖、奶酪等放入煮好的砖茶中或打搅的酥油茶中的习俗以及洱海边的“三道茶”习俗也都保留着或多或少的传统茶事的痕迹。但在这篇“七之事”里，令我不解的是陆羽为什么不把唐朝开国以来有关的茶事与茶人收入自己的书内。这是无所见闻呢，还是轻视同代人的记载？我无法作出解释。这里我要说的是当陆羽编写《茶经》之先或同时，在我们这块富饶美丽的大地上，已有不少记载或歌颂茶事的作品问世，其中诚然像元和年间（806～820年）进士张又新说的“亦有古人所未知而今人能知之者”。这里，请看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刘肃写的《唐新语》的一段记载就可了然：右补阙开元食象亭十八学士洛阳人，“毋博学有著述才”，制《代茶录》序，其略曰，“释滞销壅，一日之利暂住；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福远难见”（《唐新语》卷十一）。这是以茶代药的一则故事，遗憾的是我至今尚未找到《代茶录》。
另外，关于有唐一代民间茶事。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也有一段记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封演这段“语必微实”的记述，虽是以贞元间（785~805年）事为主，而陆羽《茶经》又早在建中元年（780年）脱稿梓行，但封演之见闻，绝非片片空花，自有其根脚和渐进过程。连陆羽在“六之饮”一节也说过“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可惜语焉不详，叫人看不出个究竟。
因此我说，如果要想对有唐一代“天下盖知饮茶”的理念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只拿着一部以采茶、造茶、煮茶为基本命题的《茶经》显然是不够的。
冈仓天心还说：“陆羽是茶道的鼻祖。”但他说的“茶道”，“应该是指茶艺而言”，和我们今天挂到口边的“茶道”绝不相同。
如从唐代文献看，“茶道”这两个字，最早是在陆羽的知心朋友皎然和尚的诗歌中看到的。皎然姓谢，名胥，湖州人，系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出家后与陆羽同居妙喜寺，“文章丽，颜真卿、韦应物并重之”。贞元中敕写其文集于秘阁。“茶道”二字，是在题为《饮茶歌诮崔右使君》长诗中看到的。全诗如下：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白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警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
这首诗是歌咏造茶、饮茶的，但其精义是在“孰知茶道全尔真”一句，也正是为了点破“茶道”的真谛，皎然先用“愁看”二字，以晋人毕卓“醉夜盗饮瓮间”被缚为例，指责那些沉湎于酒的“狂驰子”。同时，满怀喜悦地指出陶渊明的自然观，并把他的“茶道”与它融为一体成为得道的“羽人”。
陶渊明的“自然观”，陈寅恪先生叫它“新自然主义”。什么是新自然主义呢？简单说来四个字：委运任化。这四个字又怎么讲？陈先生说：“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成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浑为一体。”这样看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自然主义的哲人，而且也是一位回到大自然的诗人。到了唐代，特别是德宗贞元年间，崇儒、礼佛、尊道之风大盛，诗人白居易就写过《三教论衡》。皎然虽然因为“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嘉声”的缘故，一只脚已经踏入佛道门了，但另一只脚却还留在儒家门内。这又是和陶渊明一模一样的，同是从儒、佛、道糅合产生出来的高士。因此，皎然写出的歌颂茶事及其提到的“茶道”，均应作如是观；而且新自然主义的味道显得更浓一些。现在，我们且读读皎然写的茶诗：
谁见柰园时节共，还持绿茗赏残春。
爱君高野意，烹茗钓瀹涟。
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
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载。
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
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
文火香遍胜，寒泉味转嘉。
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
稍为禅经近，聊将睡纲赊。
知君在天目，此意日无涯。
此外，在皎然的诗歌中还有“禅侣欣可庇”、“讲道亦观书，为我留禅位”、“片云闲似我，日日在禅扉”、“日尽知心证，永夜出禅吟”，等等，都是在寄情大自然的同时，向人说了些很难明白的境界。有不少人说禅和道书是最难读的，我自己更有同感。虽然顾随教授说过：“禅是简称。全称当云禅那（Dhyana）。梵语‘禅那’，比言静虑。静即定，虑即慧。”（《顾随说禅》）这话太深了，我没读懂。至于道，各家说法不一。冈仓天心认为：“我们对道和禅的兴趣，主要是在体现在茶道中的生活观和艺术观。”但从上述唐代诗文看，我总感到在皎然的诗作中，虽然出现了“茶道”二字，但在本质与形式上和冈仓天心的界定不同，和我们今天常说的“茶道”也不同。唐人诗中的“茶道”二字，我看是含有不少的“茶艺”的味道。如果说到首先揭开茶与大自然主义的秘密、并以“茶道”二字表达茶艺思维的人，我看非皎然和尚莫属。皎然才是中国“茶道”的鼻祖。
皎然的茶道即茶艺之说，很有影响。生于明代末年的小品文学家张岱在他写的一篇题为《与胡季望》的短文里说得十分明白：“金陵闵文水死后，茶之道绝矣。绍兴惟鲁云谷略晓其意。”“盖做茶之法，俟风日清美。茶须旋采，抽筋摘叶，急不待时。武火杀青，文火炒熟。穷日之力，多则半斤，少则四两。一锅一小锡罐盛之，煮水尝试，其香味一样，则合成一瓶。如一锅焦臭，则不可掺和，倘杂一片，则全瓮败坏矣。瑞草雪芽，其托胎具在于此。”另外，张岱在《茶史序》中，对闵文水先生的精饮事，还提到两点：一是茶室，要“幽窗净几，荆溪壶及成，宣窑瓷瓯十余具，皆精绝”；二是“舍间取水，必俟惠山人静夜分涸其中，淘洗数次，至黎明，涓流始满，载以大瓮，藉以文石。舟非风则勿行。水体不劳，水性不熟，故与他泉特异”。
这样看来，张岱笔下的“茶之道”或“茶理”和唐代皎然在《饮茶歌》中吟咏的“茶道”既是一脉相承，且可看出其流变历程。更加有趣的是皎然还透露了他的创作也是在与酒争论高低中托物抒怀的。
（作者单位：南京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