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浙江茶叶和茶文化的影响

一、浙茶备受佛教推崇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但当时中国人并不理解其本质，而把它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相混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燹战伐，中原动荡，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佛学思想容易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荏弱之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则避世以理穷。”佛教开始发展，各地大建佛寺。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浙江来说，东晋时佛寺的创建就盛极一时，著名的如杭州灵隐寺、玉泉寺、宁波的阿育王寺等吴越国不断大兴寺庙，广凿石窟造像，雕刻佛经，建造佛塔，尤其是首都杭州，苏东坡曾有“西湖三百六十寺”之说，可见当时佛寺众多，所以，后来就有“佛国”之称。随着佛教的盛行，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增多，浙茶也开始进入佛教信众的修行中，浙茶之所以受到佛教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坐禅的需要

自释迦以来，佛教重要修行方式之一便是坐禅，“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心无杂念，万相皆空。”其姿势要求“大腿叠于大腿上，挺直脊梁骨，颈稍屈于前下方，气沉于下腹部，静静地呼吸，目光散视或集中于某一固定物……”坐禅还要备受煎熬，“腿子酸痛，蚊虫叮咬”，禅七的疲竭，寺院的拘限，尤其令人难受的是，每天花费九到十五个钟头的时间思索同一个问题带来的那种难以的沉闷乏味”一般的僧侣无法坚持，就连高僧大师们也很难支撑下去，故寻找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倦的饮料也属必然，“正好茶性苦寒，具有破睡驱眠，去烦解渴的功能。”陆羽《茶经》中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本草纲目》也谓其可“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明朝顾元庆的《茶谱》则说得更为全面合理：“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浙江茶叶在这方面功效也很独特，以瓯地茶为例，《江逸志》云：“瓯地茶，雁山为第一，去腥腻，除烦恼，却昏散，消积食……”可见，茶叶本身的性能决定了浙茶十分适合作为坐禅的用茶。

2、延世长生的需要

僧侣喜爱喝茶，除提神醒脑外，还将饮茶作为养生之道，长寿之法，其实，这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受到道教养生思想影响的缘故。道教养生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借助一种物质媒介来实现。于是，茶叶成为了最合适的对象。因为道教起先用的金石类药物价钱昂贵，而且十分危险，茶叶却相对便宜交全，易于服食道教的饮茶习俗及思想也感染了佛教。《茶经七之事》载云：“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水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救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通过该则史料强调的便是茶对于台真长寿所起的作用，即常饮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南部新书》也载有这样一则故事：“人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一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至此了’僧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此则故事中，僧侣凭饮茶年龄可达到一百一十岁上述记载可说明，僧侣们十分相信茶能延年益寿。日本的荣西禅师以《吃茶养生记》作为其著作的名称，则更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倾向。他在开篇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上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之仙药也。”正因为如此，僧侣们把饮茶作为每人必修课之一，大多寺院都有专职茶事活动的僧侣。

3、宗教仪式的需要

在佛教看来，茶是禅定入境的必备之物，是佛教徒的精神寄托，甚至可通鬼神。因而，浙茶在佛教中还常被作为供佛祀品，与宗教活动自接联系起来。据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述：“普陀老僧，贻余小自岩一裹，叶有自茸，溣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僧言：“本岩岁止五、六斤，专供（观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由此推断，当时，普陀山茶人部分用以供佛，而不是日常生活饮用在这一点上，浙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自然使用与药用功能，它已成为了沟通人神观念的桥梁，故有时佛前供茶还会出现所谓的“灵异”，现象。据日天台宗大云寺主成寻（公元1011至1081年）在《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述：“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十九日戊辰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十六杯，……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小僧（成子本人）实知罗汉出现受人师茶供，现灵瑞也。进一步神话化了浙茶与佛教的关系。

4、茶禅一味

然而，浙江茶叶和佛教的真正结合不仅仅在于其自然药用功能和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禅宗的出现使佛教与茶找到了相通之处。禅宗讲究见心成佛，以心悟道相传。有一次大会上，释迎牟尼佛不回答大家的问题，只拈花示众，众人不得其解，惟有迦叶微笑会晤，得佛陀心传。此则广泛流传的佛教故事体现的正是所谓的“明心见性”，强调自身的领悟。《景德传灯录》中也记载道：“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惟达佛之所见即心成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修心养性在禅宗中有很高的地位，恰好品茶也需要交详静谧的心境，故“饮茶之所宜者十三，一无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诗，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酲，九清供，十精舍，十一会心，十二赏鉴，十三文憧。”并且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提倡清心、静心。而茶人们也希望通过饮茶，根除烦恼，提高精神境界这些与禅道中心刚好一致。此外，“茶之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是说茶适合于品德优异的人饮用，又表明茶性本俭之意。茶质量尽管有高下之别，但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用相应等级的茶。一些帝王推行节俭之风，特意下诏在他死后选用俭朴的祭品，其中就包括茶，如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而佛教生活中有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不饮酒五戒，又有不吃荤过午不食的例规，这正好与“俭”相合。因而，许多佛僧把参禅与品茶并举，有的甚至认为品茶即能悟道。唐代皎然和尚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显然，在皎然的眼中，只有保持心神清静，才可通佛之心，若故意去除烦恼，便不是佛心了。同时，禅宗主旨的“静心”、“自悟”，也贯彻到了中国茶道之中。日本的千利休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茶道本意在于禅的普遍意义，“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千利休有这种观念，这是因为日本佛教来自中国，而禅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不似印度佛教原义，认为今生水不得解脱，惟有人堂才是出路，而是主张“顿悟”。从茶中找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即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总之，茶中有禅，禅中有茶，茶味禅味木为一味浙江茶叶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受到了僧人们的喜爱，成为参禅时常用的饮料，饮茶之风也随之传遍了各个寺院。

综上所述，可将浙茶的功效归纳成三方面，一是消食、止渴、却昏、少眠等，这是山茶叶木身所决定的自然药用功能；二是延年、益寿、养生等，这是在道教思想基础上幻化出来的精神功效；三是参禅、悟道，这是饮茶习俗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社会赋子它的心理功效，是需要自身去体悟的。正是由于这些外在的、内在的缘份，浙江茶叶才得以在佛教中人放异彩，并在这过程中受到佛教的渲染日益发展起来。

二、佛教推动浙茶的发展

浙江茶叶品种众多，名茶层出不穷，有许多更是备受皇家青睐，成为历朝贡品。浙茶的发展态势固然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但是，佛教在其中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首先，佛教寺院的兴起，为浙茶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自汉代开始，佛教逐渐遍响中国各地。特别是南北朝以来，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涌现了许多寺庙，这些寺庙人多处于名山之中，如普陀山的普陀寺，天台山的国清寺等而名山胜地，林木葱郁，泉水清澈，石雾缭绕，烟雾弥漫，湿度极人，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宋代的宋子安在《东溪试茶录》谈到：“……撅土赤坟，撅植惟茶，会建而上，群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丛条，水多黄金，茶生其间，气味殊美。”这里实际上强调了茶树对环境的选择，认为名山谷岗，上地肥沃湿润，最适合种茶。同时，自唐以后，寺院经济日渐发达。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和官僚地主的布施，寺院拥有大批的田产。据《嘉定赤城志》载，天台、临海、黄岩、仙居，宁海五县，民田总数为2628283亩，其中寺观田为135449亩，占了5%左右。此外，还有大量的山地通过这些田产，寺院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一方面，寺院还从事手工业、商业甚至开办借贷业务，谋取暴利。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僧尼的上层人士，不但和世俗地主一样能享受优裕的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空闲、更有时间和条件去从事茶业活动。

拥有适宜的自然环境，一定数量的资金和充足的劳动力，寺院经营茶园成为普遍的现象。著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拥有的茶地，多由山僧人开辟，其中有名的桃花山，“离县约百一十里，山多茶田，颇肥美，半属普陀僧开垦。”，陆羽早年所住之湖州杆山，同样既是寺院胜地，又是产茶盛地，寺僧们长期从事茶树种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故寺院生产的茶叶多为珍品。《咸淳临交志》石：“茶，岁负见旧志载，钱糖宝石庵产者也，名宝石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也，名香林茶，上天竺自石峰产者也，名自石茶……，又宝严院垂石亭办采茶……，又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山大抵皆产茶，近日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一小缶赠送。”长兴县寺院则生产紫笋茶，“草茶极品，惟双井顾诸，亦不过各有数亩……，二顾诸在长兴县，所谓古祥寺也，其半为今刘侍郎希范家所有两地所产，岁亦止五六斤。近岁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择，不及刘氏远甚。”此外，越洲佛寺所产的口铸茶，浙江石和县惠明寺僧人种制的惠明茶，径山寺僧人种制的径山茶等。这些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僧侣们还承担了焙制茶叶的下作，他们的制茶技术较高，“如杭之龙泓者，真者天池不能及也，山中仅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寺僧们对茶园的精心管理和经营，使浙茶品种不断增多，质量日益提高，各类名茶相继诞生。其次，寺僧们研究茶学，以茶为题材作诗文，也有助于浙茶的发展。

历朝历代不少寺僧是有名的才子、诗人他们好与文人交往，品茶之余，吟诗作文，遗留了许多与茶有关的名篇佳作。唐代寺僧皎然，就曾写过不少关于茶的诗作，如《饮茶歌送郑容》、《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居士晟》 ，《顾诸行》等，这些诗作不仅表达了其爱茶之情，更是对顾诸茶、天目山茶等浙江名茶做了生动的描绘，对扩人浙茶的传播和影响有积极的作用。明朝文人诗僧游莫干山，对莫干山茶也有较多的记述。其中诗僧释圆信在一首诗中写道：“帘卷春风啼晚鸦，闲情无过是吾家，青山个个低头看，看我山中吃苦茶。”对茶之深情厚感表露无遗。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对茶叶贡献最大的应属陆羽。他虽非僧人，但从小生活在寺庙，并且与僧人交往密切。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其中对茶的起源、产地，栽茶、采茶、制茶的过程，以及饮茶、品茶的历史，茶具的选用等等，都作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和论述，成为茶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宋朝以后被称为“茶圣”、“茶神’，此外，宋徽宗也著有《大观茶说》，分十二道工序详细论述了制茶工艺。在《茶经》、《大观茶说》等等的影响下，唐宋以后饮茶之风逐渐遍及全国茶叶不仅成了进贡、赏赐的佳品，更是文人雅士的钟爱之物，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文人学士、寺庙高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趋于雅化，一方面，饮茶的茶具文人化，对茶叶、茶具、茶水、饮茶环境愈益讲究，将艺术品味和审美情趣融入其中；同时，饮茶不仅可借以修心养性，激发文思，参禅悟道，而日也是风雅聚会，文人高僧交流的必备，品茗饮茶的人文内涵远远超出了它的实用价值。不仅如此，茶叶也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消费需求的增长刺激了茶叶生产，在这种环境下，浙茶成长有了更加肥沃的上壤，发展速度自然也日益加快。

第三，佛教的饮茶活动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风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浙江茶叶及其文化的发展。

出于佛教本身的需要，饮茶逐渐成为了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国清寺内就设有“茶堂”，并设有“茶头”，专承茶事活动。佛教寺院中的茶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载：“觉林院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此则记载实际上也说明了佛教茶道即寺院茶礼的三个层次，虽仪式繁复，但层次分明。而这种佛教茶道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风俗。

当时，宋代浙江径山寺经常举行山僧徒、香客、施主参加的茶宴，由此而产生的斗茶活动及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同时，僧人云游四方，沿途旅店投其所好，设茶饮以待，僧人一饮，过路商客也这般，久而久之，便成为沿途店舍必备之物。“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各种茶庵、茶肆、茶寮也应运而生景。景县寺观大都附茶庵，如惠泉庵、顺济庵、鲍义亭、浮卢庵等。《梦粱录》中所记杭州茶肆更是形式多样。此外，中国佛寺实际上是公共关系场所，是商贩们做生意和善男信女烧香拜佛之地，每个佛教节日也是百姓出游的好时机。在这些节日里，僧人们提供的饭是斋饭，饮料也自然不能是酒，而是茶了。他们还组织专门的茶汤会，《都城纪胜》石：“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在这里，饮茶成了人们沟通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往来，有助于社会的开放和协调。总而言之，佛教的饮茶活动具有强人的社会功能，在这种功能的影响下，浙江茶叶不仅有了广阔的发展市场，更重要的是，浙江茶文化有了更深的内涵，这正是浙江茶叶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动力。

可见，由于佛教僧众社交广泛，既与上层社会保持密切关系，又与平民阶层接触频繁，因此，其影响面非常广。他们积极参与栽茶、制茶、饮茶，更使饮茶习俗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不仅吸引了统治阶级、士大夫的参与，并且很快波及到民间。唐朝时，已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开门七件事之说，茶叶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浙江茶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发展、兴盛，并在中国众多的茶叶中独具异彩大放光芒的。

三、浙江茶叶及其文化随佛教向外发展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的消化、吸收，逐渐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因而，当它向外辐射之时，也带去了丰富的中华文明，其中就包括浙江茶叶及其文化。

中华茶文化向域外传播，泽被所及，首先是中国边疆及周边国家。

1、向西藏的传播

西藏地区，人们日常食物以乳肉类为主，缺乏菜蔬，因此，需要一种饮料来消食健体，升清降浊，而茶叶正好具备这种功效。到隋唐之际，随佛教的发展，茶叶生产扩大，饮茶风也便自然而然地从南到北传到了边疆地区。唐朝之时，吐蕃就通过万市向唐朝购买茶叶、丝绸等物品，这说明唐前期茶叶已传入吐蕃。另外，据唐《国史外》记载：“初常兽使西养，烹茶帐中，养人问曰：‘何为者？使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寿州者，此顾诸者，此靳门者。”从这段记载可知，唐朝中期，浙茶在吐蕃已是普遍之物了。饮茶之风也在吐蕃盛行起来，以致达到了“夷人不可一日无茶’的境界。

2、向朝鲜的传播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文化关系源远流长。在中国商周时代，就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公元7世纪中期，新罗联合强大的唐朝，出兵灭了百济、高句丽，结束了三国分治的局面，统一了半岛，此后新罗与唐朝政府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更加密切。许多新罗人士，包括僧侣来华求学，广泛学习盛唐文化。当时，唐朝社会盛行饮茶，这些人耳濡目染，慢慢地饮茶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嗜好，从而为日后茶饮在朝鲜半岛的推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唐朝后期，浙江茶籽就传入了朝鲜，据载：“朝鲜新罗土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遣唐使金大廉在麟德殿参见了唐文宗皇帝，受赐浙江人台山茶籽四解（解：计量单位，一解为十斗，一斗为十升），兴德王令种于地理山（今智异山，海拔1951米）海拔100米以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由此开始种茶。之后，随两国关系的发展，天台宗、禅宗佛教逐渐在朝鲜占了优势，这两大宗派的寺院茶礼也对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饮茶习俗慢慢推广到了民众的生活中。

3.向日本的传播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其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唐宋之际，诸多留学生、留学僧侣来华求学，他们醉心于唐朝的先进文明，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华文化，因而，当茶叶传入日本时，他们学到的不仅是一般的种茶、制茶技术，更能从精神形态上全面吸收其文化内涵，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日本的茶叶及其文化与浙江渊源颇深，日本佛教是天台宗，其茶之根也源于浙江天台山。天台山所产之茶在隋唐时就很有名，唐朝陆羽在《茶经》中就有天台茶的记载。宋明之后，天台茶就更为风行，许多茶学著作中都可见其踪影。明代许次纤《茶疏》中就记有天台茶。同时，天台山国清寺既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又十分注重茶事活动，到了唐宋，天台佛学进入兴盛期，吸引了许多日本僧人前来研习，回国时，他们将天台山茶籽带回了日本。

据载，遣唐僧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登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行满曾做过茶头，因而，最澄在研习佛经的同时，也接受了寺院茶文化的熏陶。次年回国时，最澄除带经书外，还带回了天台山茶籽和大量团茶。虽然最澄是否是第一个将茶籽带回日本的人，各家学者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旱在佘良朝时日本已有了茶叶。到了平安朝初期，嵯峨天皇巡游至滋贺的梵释寺时，“该寺人僧水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饮后大悦，“便命裴内、近江、月波、播磨等地方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这一方面说明那时日本已开始饮茶，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当时的日本，饮茶只是少部分人的活动，民间尚未形成饮茶的风气，只不过，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推动，茶业经济在日本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嵯峨天皇时代兴起的饮茶文化，其实是当时遣唐使和学问僧带回的唐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当唐朝末期，社会混乱，日本停止派遣唐使后，日本饮茶文化曾一度衰退自到两宋。中日交流有了新的进展，浙江茶籽再次被带回到日本，才促进日本茶叶发展到了另一个高度。这其中，荣西禅师、明惠上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荣西禅师，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第一次“入宋朝拜天台山及育土山，带回天台山新章疏三十余部六十卷，还把茶籽传入日本。”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荣西再度入宋，上天台山学法，回国时又带回了茶籽，然而，荣西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将茶籽传入日本，而是其对日本饮茶的推广及对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荣西在华多年，受天台山寺庙茶礼影响很深，对饮茶习俗和其功效也颇有心得，故“1124年，将军实朝患病，荣西闻之，乃献茶于将军。”荣西所著的《吃茶养生记》中也大力提倡吃茶养生之道，这些都使饮茶习俗得以复兴，并广及佛寺、武十阶层特别是在禅院，由于日常饮食也是僧侣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他们接受饮茶，便自然而然地将佛教思想和观念融入到饮茶中去。因此，饮茶在那里已不仅仅是坐禅时的饮料，而是进一步成为了佛教茶礼的内容。荣西在自己推广饮茶的同时，还将茶籽赠给了明惠上人。在《拇尾明惠传记并遗训》中有下列一段记载：“建仁寺长老（荣西）赠茶，问之医师，知有遣团、消食、快心之功然闻木朝不吾及，因子得其实，始植两三株，确有提神、舒气之功，遂使众僧服之。”由此推断，明惠上人在荣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了饮茶。自此，饮茶之风山上层贵族、禅僧之间逐渐普及到了民众，荣西也因此被称为日本的“茶祖”。

此外，日本茶道礼仪也源于浙江，具体地讲，是源于浙江余杭径山寺，径山寺是唐宋时浙江有名的寺院，宋开禧年间（公元1205至1207年）宗皇帝曾御赐名为“径山兴盛万寿寺”。自宋至元，一直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美誉。径山寺不仅茶叶品质极佳，饮茶之风盛行，径山茶宴更是天下茶客无不知晓。所谓茶宴，是僧徒、香客、施主共同参加的一种饮茶活动，先有住持、法师亲自调茶，而后山茶僧一一献茶给赴宴的僧客，僧客接茶后，先闻茶香，观茶色，品茶味，之后才开始围座论经。这种充满静穆气氛的活动吸引了许多日本佛僧前来，他们回国时也将径山茶宴特有的程序礼仪带回了日本。

首先仍要提到荣西禅师，在其二度赴华时，“曾被宋朝皇帝召至京城临安作除灾和求雨的祈祷，并在径山寺举行了盛大的茶礼，以示嘉赏。”由此可见，荣西禅师曾亲眼目睹过径山茶礼，因而，在他推广日本饮茶习俗和著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此茶礼的影响。但真正将这种茶礼原型传到日本的是另一位僧侣南浦绍明（天应国师），他曾入宋拜径山虚堂禅师学法，回国时，“携带台子（泡茶时搁置茶道具的棚架）及七部茶典归国”。台子、茶典从物质理论两方面确定了日本的茶式以后，虽然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发展了茶道内涵，但这种茶式仍是日本茶道的基础。也就是说，日本茶道的一般程序礼仪是与浙江茶文化密切相关，是源于浙江的。

综上所述，浙江茶叶与佛教彼此依赖，相互推动。佛教僧侣的生活需要茶禅一味的内在要求，使浙茶尤为佛教所重视；而佛教僧侣种茶、制茶、传播浙茶茶种及文化，对浙茶的发展有起了推波助斓的作用，促使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了极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