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中国的“斗茶”哺育日本茶道文化
宋代人崇尚文雅,因而原先主要在文人、僧人和道士中间流行的饮茶之风会迅速蔓延,饮茶风习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宋太祖赵匡胤自己嗜好饮茶,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成为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甚至向国外使节表示友好的重要手段。文官集团中出现了“汤社”等专业品茶社团,至于民间,茶文化更是生机盎然,有人迁徒搬家,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亲友聚会更是离不开茶会,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到处飘拂着茶的清香。
饮茶风习的普及,推进了宋代的茶文化朝着艺术化的高级阶段迈进,两宋以茶为主题的诗作屡见不鲜,其中描写饮茶胜境的佳句更是层出不穷。如范仲淹的“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林和靖的“潏潏药泉来石窦,霏霏茶蔼出松梢”,“阁掩茶烟晚,廊回雪溜清”;陆游的“青云腴开斗茗,翠罂玉液取寒泉”;范成大的“烦将炼火炊香饭,更引长泉煮斗茶”等等。泡茶时,汤水所蒸腾起的氤氲之气,饮茶时茶味在齿颊留下的芳香,以及茶汤沁入肺腑的温馨感受,给宋人带来了充分的享受和愉悦之感。
京城汴梁,茶楼甚多,人们约会相聚,大多邀于茶楼。南宋时期的临安(今杭州),与北宋相比,社会各阶层饮茶风气更盛,将宋代的茶文化推向极至,由于南北饮茶文化的交流融合,临安城中酒肆、茶坊更是遍布坊巷间,以此为中心的茶肆文化崭露头角。 杭城茶肆分成很多层次,以适应不同的饮茶者,一般作为饮茶之所的茶楼茶店,供市民消遣,茶客中“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有的茶肆,“本非以茶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时称“人情茶肆”,有一些茶肆,专门是士大夫期朋会友的约会场所,著名的如“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等。 据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临安茶肆的布置格调雅致,张挂名人书画、陈列花架、插上四季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异汤,冬月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当然,还有一些名字香艳以喝茶为名的色情场所。到了晚上,一些茶肆还推出流动的车铺,作应游客的点茶之需。当时的临安城,茶饮买卖昼夜不绝,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有人来提瓶买茶。
今天的杭州尚有宋人余风,吴山下,西湖边,茶肆点点,仍然飘拂着迷朦淡远的茶的隐隐清香,但是论规模、数量和茶肆的种类,与宋代相比,还是差之甚远。因此,今天的茶客常常会追思宋代茶事之盛,有作宋人之想。
宋人通常以“点茶”作为茶事的基本形式。所谓“客至点茶,送客点汤”。宋代“点茶法”程序为炙茶、碾罗、烘盏、候汤、击拂、烹试,其关键在候汤和击拂。据宋代蔡襄的《茶录》记载,点茶主要特点是,先将饼茶烤炙,再敲碎碾成细末,用茶罗将茶末筛细,“罗细则茶浮,罗粗则末浮。”“钞茶一钱匙,先注汤调令极度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神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佳。”即将筛过的茶末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得很均匀,再注入开水,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泡沫,达到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
宋以前的唐代和五代期间流行“煎茶”,“煎茶”与“点茶”的相同之处,是皆须煎汤亦即煎水。不同之处是前者煎汤于茶铫,后者煎汤于汤瓶。汤至火候恰好之际,若煎茶,则将细碾且细罗之后的茶末投入滚汤。若点茶,此前便须炙盏,咬盏与否,茶品和水的质量优劣是很重要的。
“分茶”也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与点茶相比,“分茶”更有一种淡雅的文人气息。“分茶”亦称“茶百戏”、“汤戏”。善于分茶之人,可以利用茶碗中的水脉,创造许多善于变化的书画来,从这些碗中图案里,观赏者和创作者能得到许多美的享受。宋人诗文笔记里常常说起,如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载蔡京《延福宫曲宴记》,杨万里《诚斋集》卷二《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宋徽宗《大观茶论》中都有描写。
还有一种称为“漏影春”的玩茶艺术,是先观赏,后品尝。“漏影春”的玩法大约出现于五代或唐末,到宋代时,已作为一种较为时髦的茶饮方式。宋代陶谷《清异录》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种做法:“漏影春法,用镂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搅”。实际上“漏影春”已不仅仅是一种饮茶方式,而是一种干茶的造型艺术。
宋代最高级的饮茶艺术是“斗茶”,“斗茶”集中体现了宋人品茶的所有技艺。“斗茶”又称茗战,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具有技巧性强、趣味性浓的特点。斗茶对於用料、器具及烹试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要想斗茶夺魁,还在于於操作:徽宗时宫廷斗茶,实即比试点茶技巧,茶品佳好,水品亦然,自是前提。斗茶所较,仍是盏面乳花,“咬盏”与否,便是斗茶的胜负规则。判断斗茶胜负的标准是:“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也就是说,一看茶色,二看水痕。二家相斗,往往不止一次,比如斗三次有两次先见水痕者即为负,所以“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斗茶还包括品茶汤,因此,只有色、香、味三者俱佳者,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范仲淹写过《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牙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雷涛起。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蒲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于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歌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这首长诗和章岷的《斗茶歌》一样描述了当时的斗茶风俗和茶的神奇功效。可惜,章岷的《斗茶歌》原唱已经失传,斗茶后产生的茶中的胜者,其时便又常作为极品茶的别称。极品茶的价格极其昂贵:龙凤团,八饼一斤,每饼二两(不足75克),造价为黄金二两,而公侯将相犹感叹“黄金易得,龙团难求!”庆历中,蔡襄创制的“小龙团”面世以后,龙凤团竞降为三流货色。熙宁时,“密云龙”出现,小龙团又得退居二档。后来,用银丝水芽制造的“龙团胜雪”,每饼重约一钱五(约5.5克),其造价,有人说是“三十千”,有人说是四万。以三十千计,可买粮一百石。其中专供皇室御用的“贡茶”中的极品“白芽”、“龙团胜雪”,每岁所造不过二、三铐,世人根本就看不到。产量稍多一点的“小龙团”、“密云龙”,也只是在朝廷举行祭祀大典时,少数近臣才有幸“共赐一饼”。欧阳修说他在朝二十年,只得到宋仁宗赐给的一饼“小龙团”。他珍藏数年,只有亲朋聚会时,才偶尔拿出来传视一番。
宋徽宗这个大玩家,在位期间,治国无方。但他却通晓音律、善于书画,对茶艺也颇为精通。他著作《大观茶论》,包括“序、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和外焙等二十目”。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茶事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以皇帝的身份撰写茶叶专著,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宋代的茶文化对东邻日本、朝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南宋末期(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径山寺拜虛堂禅师为师。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学成归国,将径山茶宴仪式一并带回日本 ,而后发展出日本盛行至今的“日本茶道”。
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南宋年间随着饮茶习俗和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形成了“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在其所著《茶史漫话》中也认为:正是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