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再出发】中国茶见证东西方文化交融史

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曾最为辉煌壮阔的交往大通道。源自中国的最珍贵货物之一——茶叶，沿着丝绸之路将其背后所承载的东方文明撒播到世界各地。

300多年前明末清初，起于福建武夷山的茶叶，走过南国水乡中原腹地，一路北越长城戈壁，穿过俄罗斯边境口岸恰克图后，继续从东向西横跨西伯利亚，通往圣彼得堡乃至欧洲各国的一万多公里旅程，被称为“万里茶道”。在万里茶道与丝绸之路这两大国际通道上，古老的东方树叶——茶叶书写着共同的经贸和文化传奇。

茶之道，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的相处之道。5月21日，联合国确定的首个“国际茶日”到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茶日”系列活动致信表示热烈祝贺。而早在2013年3月23日，习主席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也特别提到万里茶道这条联通中俄的“世纪动脉”。

茶叶这张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名片，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着东方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汇的温馨媒介作用。

步入武夷山茶商暨德华的茶室，很容易注意到屋顶上那条不规则的暖黄色灯带。“灯带的灵感来源于万里茶道。灯带上的每盏灯都是当年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首尾分别为武夷山和恰克图。”暨德华告诉记者。

福建省武夷山，是暨德华出生和成长的故乡；而在约5000公里之外，位于今天蒙古国境内的恰克图，是他无限向往却尚未踏足的远方。

和武夷山很多人一样，暨德华祖祖辈辈以茶营生。他们口中的“茶”，顺着万里茶道一路北上，成为当年俄国人口中的“恰”。“恰克图”在俄语中就是“有茶的地方”。2009年暨德华为茶行注册了“恰克图”商标。

“恰克图是‘有茶的地方’，清朝又在此开设了买卖城。”暨德华解释道，“这两层意思都对我有特殊含义：第一，武夷山有茶，有好茶；第二，我们也是买卖交流之地。”

武夷山人提起本地所产的岩茶，永远难掩语气中的骄傲。据史料记载，武夷岩茶早在唐代就成为国人馈赠佳品，宋元时期列为“贡品”，明末清初开始传入欧洲，到了17世纪的康熙年间大量远销国外。也正是从17世纪起，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加速了律动，逐渐成为一条联通万里、繁荣百年的“世纪动脉”。

“世纪动脉”的勃兴，离不开武夷茶在西方的风行。17世纪以来，全球贸易的东风将茶叶的馨香送到欧洲。如今以下午茶闻名的英国，到1664年总计只进口茶叶两磅两盎司（不到一公斤），但仅仅50多年后的1716年，就从中国运回3.51万英镑的茶叶，占中英贸易总货值的80%。其间销往英国的几乎全是武夷岩茶，“武夷”一度成为中国茶的代称，因价格昂贵，在相当一段时间仅供上流社会享用。

今天我们仍能从19世纪英国诗人拜伦的笔下，一窥武夷茶为当时贵族带来的雅趣：“于是又得求助于这武夷红茶/只可惜饮酒有害于人身/而喝茶和咖啡又会使人太认真。”

同为19世纪的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其与中国茶的故事在武夷山茶商中流传：一天巴尔扎克招待亲朋好友，神情庄严地端出一个精致的木匣，小心翼翼地从木匣里取出一只绣着“九叠纹”汉字的黄绫绸包，一层一层地打开绸布，拿出一小罐金黄色的武夷红茶。

巴尔扎克神秘地说：“这种茶一年仅产几百克，专供大清皇帝。大清皇帝舍不得独饮，馈赠了几十克给俄国沙皇。途中武装护送，以防止被歹徒劫掠，好不容易才到沙皇手上。沙皇再分赐给诸位大臣和外国使节。我通过法国驻俄国使节，几经辗转才搞到这一丁点儿。”

尽管故事的源头难以考证，但巴尔扎克确实在自己名为《论现代兴奋剂》的短篇文集中对茶叶有专门论述。同样有据可查的是，沙俄对茶叶的热情是其打通对华商道的动力之一。

如果在武夷山市为当年的万里茶道找寻更加具体的起点，通常会走进距离武夷山景区不到十公里的下梅村。人工开凿的当溪穿村而过，通向村外的梅溪。如今溪水至为清浅，似乎难以想象地方志中记录的300多年前的盛景：“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

“当时的运输主要是水运。下梅村得名，也是因为处在梅溪下游。”下梅村的文史学者、现年65岁的邹全荣告诉记者，“下梅、赤石和星村几个临溪的村子，是武夷山市最早的茶叶集散地，共同构成了万里茶道的起点。”

据邹全荣介绍，当年武夷岩茶南下走海路销往西欧，北上走陆路，经西伯利亚一直运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为了便于途中驼马运输，北销的岩茶特别制成了茶砖。

下梅村至今仍有这样的说法：“那时我们下梅的一块砖茶，运到恰克图，可以换三大车货，装什么你自己随便选。”

砖茶的价值，从俄国人瓦西里·帕尔申写于1840年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可见一斑：“砖茶在外贝加尔湖边区一带的居民当中饮用极广，极端重要，以致往往可以当银用。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等土著民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不要银。因为他们确信，在任何地点都能以砖茶代替银用。”从有关巴尔扎克的戏说到观察西伯利亚的笔记，可以看出茶叶在沙俄的风行从庙堂之高流布江湖之远。

《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写于中俄边境的尼布楚，当地因中俄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世人所知，而《尼布楚条约》正是中俄贸易往来的开始。3年后的1692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向中国派出了首支官方商队。这是一次对华商道的穿凿之旅，用下梅村邹全荣的话说：“从此，‘茶叶之路’的第一道足迹便出现在了中俄版图上。”

时隔40年，当时与尼布楚同处中俄边境的恰克图也登上了历史舞台。1728年，中俄在恰克图正式签署《恰克图条约》，设恰克图为互市之地；1730年清政府批准在恰克图的中方区域建立“买卖城”。于是恰克图分为南北两市，南市为中国商民居住，即“买卖城”，北市为俄国商民居住，为“恰克图”。自此，在这个“有茶的地方”，茶叶贸易日渐升温，直至19世纪中叶达到顶峰。

卡尔·马克思在1857年撰写的《俄国对华贸易》中写道：“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万里茶道的另一端，邹全荣的先祖在与晋商的合作中，也成就了家族的辉煌。武夷岩茶从中国福建，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区，由今天的二连浩特进入蒙古国境内，穿越沙漠戈壁，到达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途中最常见的是晋商身影。

“武夷山曾经是个很封闭的地方，茶叶能够外销，依靠的是晋商。”邹全荣告诉记者，《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晋商带着雄厚的资金，甚至“把银子或银票缝在棉袄夹层里”，南下寻找茶源与合作伙伴。在依山傍水的武夷山，他们选中了经过半发酵或发酵，相比绿茶更加耐储的武夷茶。而晋商与邹氏先祖合办的茶庄，曾是当地翘楚，甚至设有专用码头，邹氏家祠至今仍是下梅村最气派的建筑。

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成书的1840年，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迎来顶峰，当地中俄商民的关系也进入蜜月期。瓦西里·帕尔申在书中记录了当年恰克图的春节场景：“阴历年的庆祝活动在无炮架的小炮的轰鸣声中开始……俄国商人也赠给自己的中国朋友小小的礼品表示祝贺。买卖城很快就热闹起来了，到处是穿红着绿的人群。”

“只有在春节那三天，（商人以外的俄国人）才能享有充分的自由进入买卖城。那时，人们成群结队地赶到买卖城，观看中国人的彩灯和焰火。看他们放的各种各样的花炮和五彩缤纷的礼花腾空而起，继而又像万道银色的瀑布从天飞落。买卖城狭窄的街道上，彩灯成行，辉映如昼。人们拥挤在这里观赏中国艺人和变戏法的精彩表演，游人虽冻得发抖，却乐不可支。”

对于恰克图，以及万里茶道由盛渐衰的转折点，有说法是1861年汉口开埠，俄商涌入开办制茶企业；也有说法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陆路运输渐失优势。及至1903年俄国中东铁路全线贯通，万里茶道归于沉寂。

在下梅村的邹氏家祠中，邹全荣并没有物是人非的伤感。他指着家祠的画栋雕梁说：“过去的辉煌已经风流云散，就算眼前这座家祠，最终也会灰飞烟灭。但比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财富，这个精神财富就是万里茶道。”

邹全荣告诉记者，近年来自己一直在借“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为复兴万里茶道积极努力。

在位于北京的万里茶道协作体，执行主席郭杰向记者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如果说当年武夷岩茶南下的海运线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吻合，那么北上的万里茶道与今天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几乎完全吻合。”郭杰告诉记者，“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一直主张，万里茶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如果说茶叶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那万里茶道就是凝聚着合作共赢、对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精神符号。”

一条跨越欧亚大陆、连接中蒙俄三国、以茶叶贸易为主体、绵延万里的古老商道，如今正受到中蒙俄政府的极大关注，作为三国对接新世纪发展战略、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共识，中蒙俄已展开联合申报“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行动。

一条商道惠及三国

万里茶道是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继中国通往世界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道。它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延伸至俄罗斯圣彼得堡，全长1.3万公里，纵贯中蒙俄，是历史上跨越陆地距离最长的商贸通道。

“万里茶道”的起点——武夷山市下梅村（来源：网络）

万里茶道源于中国清代多伦会盟。据史料记载，1691年，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率众离京赶赴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并召见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及漠南蒙古49旗，解决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团结问题，平息了漠北局势。会盟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归顺清廷。

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文联主席任月海介绍，多伦会盟期间，蒙古王公向康熙请求放宽中原地区与蒙古经济贸易的限制，准许更多的中原商人旅蒙贸易，得到了康熙的恩准，由此兴起了万里茶道。

致力于研究这条茶道、出版过史学作品《茶叶之路》的内蒙古作家邓九刚介绍，当时俄罗斯商人千方百计到中国来求购茶叶，直到签订《尼布楚条约》后，清政府才同意开放口岸，与俄国进行贸易。

开市后，俄蒙通商口岸恰克图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中蒙俄通商之门，中国的茶叶穿过这道门，辗转万里，最终到了俄国贵妇人的银质茶杯之中。据史料记载，在恰克图口岸每年的贸易总额中，茶叶比重一直在一半以上。

邓九刚曾自费考察过这条商道，行程6万多公里，足迹遍布中蒙俄沿途古道遗存。他说，当年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驼夫和商人，跋涉在万里茶道上，载着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和布帛前往蒙古高原和俄罗斯，又将不计其数的皮张、牲畜和西伯利亚地区特产运往中国内地。

三国相关专家学者认为，万里茶道发展了中蒙俄间的贸易，商人和国家都得到了实惠。它解决了蒙古国和俄罗斯游牧民对茶叶、丝织品、日用品、食品的需要，同时带动了中国广大产茶地区的种植业和加工业，以及茶叶运销区域的运输业和金融业。

在万里茶道繁荣之前，沿线特别是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还是一派旷野茫茫、人烟稀少的景象，随着商贸繁荣，大批人从事水路、陆路运输，使商贸服务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当时的城镇化建设，大批城镇在万里茶道影响下萌芽、发育。

如今，铁路、公路和航空早已取代沧桑古道，但中蒙俄彼此间的交流合作还在万里茶道上不断升级、深化，飞驰的中欧班列、平坦的高速公路和呼啸的飞机成为世纪动脉互联互通的纽带，把三国紧紧连接在一起。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郭杰介绍，万里茶道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一条重要的人文互通、商旅合作之路。以茶为载体，以文旅为带动，以创新为手段，依托沿线多样化的文化遗产，不断推动沿线城市间人文、旅游、商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万里茶道在新时代的价值所在。

城市充满历史记忆

呼和浩特是万里茶道重要节点，那时称归化城，大召寺是茶道上的重要遗存，至今保存着一尊银佛像，因此又称“银佛寺”。在大召寺前存一玉泉井，被誉为“九边第一泉”。相传康熙平息噶尔丹之乱，凯旋路过大召寺，马蹄踏地，有泉涌出。

呼和浩特玉泉区融媒体中心负责人杨帆介绍，呼和浩特当年商贾云集、马驼甚多，每逢大召寺庙会，牧民和内地商人驱赶牲畜，驮载货物前来贸易。

邓九刚介绍，康熙征讨噶尔丹期间领军驻归化城，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归化成为屯粮驻兵的军事重镇。随军进驻的粮队、商队和手工匠人陆续定居于此，归化城开始繁荣，居民稠密，行户众多。

城市发展又促进了商贸繁荣，商铺林立，规模越做越大，当时最大的商号是大盛魁。200多年的时间里，总部设在归化的大盛魁在内蒙古和中国南北其他地方设立的分庄、分号、票号、牧场、马庄、羊庄和茶叶加工厂多达几十个，经营物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应有尽有。今天，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园内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成为一处旅游景点。

邓九刚出生和成长在呼和浩特，谈到万里茶道对他的意义，他深情地说：“这是我们城市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它有力量，有感染力。”

邓九刚的父亲曾是领驼人，牵着骆驼走过新疆。“我十分好奇一个人牵着骆驼从归化走到新疆要经历什么。”邓九刚说，就是这份好奇驱使他采访了近千位老商人。

受访的人中给邓久刚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回族老人刘瑞，他是呼和浩特市最后的驼队领驼人，也是邓九刚父亲的至交。“领驼人就像乐队的指挥，技术含量特别高。”邓九刚说，领驼人必须经验丰富，信誉良好，唯有如此才能承担一支驼队和价值万两白银的货物。

“驼队上一切事物都得听命于领驼人，真正‘活着’的驼道只存于领驼人的心里，而不是书上。”邓九刚说，漫漫旅途中，有时日月被阴云遮蔽，人踪兽迹被风沙和大雪掩埋，连飞鸟也会迷失方向，一旦迷路，整个驼队连人带驼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饿死，后果不堪设想。

“毫不夸张地说，驼队的生死都掌握在领驼人的手中。领驼人凭着自己的经验，能够在浓云密雾中分辨方向，能够在大雪覆盖的草原上识得路径，这就是领驼人的本事。”邓九刚说。

呼和浩特市莫尼山非遗小镇的万里茶道驿站（李志鹏 摄）

文化传承延续至今

内蒙古多伦县也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过去称多伦诺尔，经济繁荣，商业店铺、手工业作坊、会馆、庙宇、民居错落有致，被誉为“南接中华福，北接蒙古财”的“漠南商埠”。

在多伦县城北，有一片规模宏大的寺庙群，名为汇宗寺。汇宗寺正大殿顶部覆以青蓝色琉璃瓦，滚龙脊造型，上置大型风磨铜宝顶，密宗法轮金钢圈一个和金羚羊两只，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十分精美。

汇宗寺始建于多伦会盟时期。康熙应喀尔喀蒙古王公请求，决定在多伦诺尔建一座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寺院。在汇宗寺大殿后有一块“康熙会盟碑”，碑文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铭刻，上书“我国家承天顺人，统一寰宇，薄海内外，悉宾悉臣”。谈到多伦会盟，多伦县图书馆工作人员高广会不无自豪地说：“康熙征讨噶尔丹时，我太爷爷为军人们做饭，一直到多伦，康熙为了稳定边疆，决定留一部分内地的能工巧匠，我太爷爷留了下来，在多伦开了一家饭馆。”

走进汇宗寺大殿，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阿弥陀佛等诸多铜、泥质神佛塑像，铜佛大多为多伦诺尔铜铺制作。多伦县副县长何明鉴介绍，随着汇宗寺兴建，铜银佛像需求量大增。由于汇宗寺是皇家寺庙，对手工制品的质量和工艺要求高，因此多伦诺尔铜匠铺规模庞大，制作工艺精湛。

谈起多伦的老手工艺匠人，曾担任多伦民族用品厂厂长的张少文回忆道，上世纪70年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老师傅给他讲过，多伦过去兴盛的时候号称“二北京”，远至西藏和乌兰巴托的铜佛，很多都是多伦的铜器匠人打造的。张少文家里有一个小屋，里面还保留着制作工具，“自己也偶尔做点东西，一是喜欢，二是为了传承”。

多伦县城西南，还有一处山西会馆。清代，多伦诺尔经济繁荣、商贾云集，以晋商人数最多，晋商集资建山西会馆，乾隆十四年（1749年）竣工，之后又多次维修扩建，形成一定规模。

何明鉴介绍，山西会馆的兴建让山西旅蒙商兴奋异常，加入会馆的旅蒙晋商达1000多家。会馆建成后，各商号经理轮流担任执事，举行会议讨论商务、行规。

山西会馆不仅是晋商结社、集会、议事之处，还是他们的娱乐场所。由山门入院内，迎面一座大戏台，坐南朝北，台基用长方形条石砌筑，台基角落各埋一口大缸，用来提高音量。时至今日，在会馆大戏台演员化妆室的墙壁上，仍保留着百余条清代至民国年间来此演出的各戏班留言。

多伦县文体旅游局副局长王新鹏介绍，山西会馆一方面传播了晋商独具特色的商旅文化，另一方面推动了多伦诺尔商人之间的交流合作，为多伦诺尔商贸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内蒙古二连浩特也是万里茶道上的节点城市，该市在2012和2013年连续举办“‘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位于市区东北的伊林驿站遗址，则是万里茶道重要遗产点，伊林驿站初设于清朝嘉庆年间，曾经是万里茶道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线路上的重要驿站。如今，遗址被铁网圈起，陶器残件散落在土石堆和杂草中，可见残存的房基和围墙。驿站以南200米处，有两口当时使用的水井，保存完好，至今周边牧民还在使用。

二连浩特伊林驿站博物馆 （万建辉 摄）

遗址以南约2公里处有一处新建的伊林驿站博物馆，是中国首家反映驿站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展览着当年驿站商人们吃穿用住实物和还原历史场景的雕像等。

在众多展品中，一块洁白晶莹的石头引人注目。二连浩特市文化馆工作人员斯琴毕力格介绍，这块石头叫水晶石，是伊林驿站最后一位工作人员田如明所有，这块石头从蒙古国辗转至此，背后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田如明解放前在伊林驿站工作，1990年，历史学家根据他的描述找到了伊林驿站遗址，并从菜窖里挖出埋在里面的水晶石。田如明说，当年他和两位张家口商人从蒙古国运回三块水晶石，途中遇到土匪，他们怕水晶石被抢走，就藏在驿站菜窖，约定以后各自取走。数十年后，打开菜窖，属于张家口两位商人的水晶石已被取走，田如明老人的那一块还留着。

持续300多年的万里茶道为中蒙俄留下大量文化遗产，例如俄罗斯恰克图、蒙古国乌里雅苏台故城址、中国羊楼洞古镇等市镇，还有汇宗寺、大境门等建筑群，以及数不清的茶包、茶壶等文物。这些文化遗产成为记录当年往事的重要物证。

三国联手共同申遗

在与蒙古国交界的中国边境小城二连浩特，街上商铺牌匾都会用三种文字展示——汉字、传统蒙古文以及蒙古国通用的西里尔蒙古文。

这座边境小城在2013年见证了中蒙俄三国迈出的共同申遗脚步。当时，三国代表齐聚边城，出席在这里举办的“‘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会上，三国代表一致认为，万里茶道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并签署了《“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

在清代地图上，中国的羊楼洞与汉口一道，是湖北最为知名的两个地方。“羊楼洞”三字，在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眼中，就代表着茶叶圣地。羊楼洞所在的赤壁市是中国历史上“赤壁之战”发生地，此战之后，华夏大地上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早在2012年夏天，中国万里茶道沿线省区代表在湖北省赤壁市发出《赤壁倡议》，率先拉开中蒙俄三国联合申遗序幕。2015年至2018年，湖北省文物局牵头建立包括福建、江西、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8省区协调机制，组织专家行走中国南北大地，考察遗产点，撰写申遗文本，并建立起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联合申遗沟通机制。

“我们从内蒙古东部走到西部，花了三年多时间，走了几万公里路，摸清了万里茶道内蒙古段基本情况。”万里茶道申遗内蒙古区段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李艳阳说。

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万里茶道申遗进入实质申报程序阶段。

中国对万里茶道申遗的热情，触动了蒙俄两国参与的积极性。“很多人问，俄罗斯人喝茶吗？我想说俄罗斯人不仅喝茶，还非常喜欢喝。感谢中国人民把茶叶馈赠给我们。”参加“‘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的俄罗斯国际合作协会主席谢尔盖·卡拉什尼科夫说。

“中国举办的历届万里茶道相关会议，蒙俄两国都派来高级别代表参加。”郭杰说，目前蒙古国和俄罗斯已收集国内万里茶道沿线的历史资料，两国计划对沿线城市开展遗产勘察。内蒙古近年还与蒙古国科研机构、文化部门对接，帮助他们做好文化遗产摸底工作。此外，三国文物专家还展开了文物遗产鉴定互助活动。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馆收藏着一张家书照片，中国文物专家在俄罗斯专家的协助下，通过考证翻译信封上的俄罗斯邮戳，“破译”了这张照片，揭开了一段当年万里茶道上的动人故事。

1914年12月3日，身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成秉烶用毛笔在信封写上地址，将一封拜年信寄回中国老家。这封信经过俄罗斯恰克图、蒙古国库伦、中国张家口邮寄至北京，接着，北京邮局再把它转寄给山西临汾府的永裕厚商号，再由这家商号转交给在山西孝邑县高村居住的“母亲老大人”。专家称这封家书一定会在当时春节前（1915年2月13日）送到，为收件人送上新年祝福。

从最早发起的20余座城市，到现在中蒙俄90余座城市，万里茶道作为以城市群为特征的线型遗产，让沿线城市联系越来越紧密。郭杰说：“通过申遗带动城市整体发展，推动文旅融合、茶旅融合等经济增长，是万里茶道申遗的现实意义。”

万里茶道申遗路上，有政府推动，也有民间力量参与。博物馆、茶体验空间等场所让人们直观感受到百年商路的韵味。

“茶叶之路博物馆”内二连浩特原址驿站油画（来源 网络）

走在二连浩特街头，“茶叶之路博物馆”几个大字映入眼帘，进入博物馆，循着灯光，透过玻璃，可以看到褪色的清代茶叶袋、泛黄的老品牌茶叶、古朴的饮茶器具……这些从蒙古国和俄罗斯收集的文物展示着万里茶道曾经的辉煌。

“这些是当年万里茶道真实的茶叶，湖北的、福建的都有。”内蒙古文物收藏爱好者孙海峰向游客讲解道。对万里茶道文化的喜爱让他出资建造了这座博物馆，展示他这些年收藏的万里茶道展品。

走进呼和浩特市莫尼山非遗小镇，邓九刚题写的“万里茶道驿站”牌匾映入眼帘。“万里茶道有丰富历史意义和动人故事，我们想依托万里茶道驿站的体验空间，把万里茶道文化收集起来，把其中的感人故事讲出去。”邓九刚说。

中国茶见证东西方文化交融史

英国诗人爱德华·杨在1752年用一首诗来描写美女喝茶时的仪态万千：“鲜红的嘴唇，激起了和风，吹冷了‘武夷’，吹暖了情郎，大地也惊喜了！”

诗中提到的“武夷”是指武夷茶，因为当时已大量进入欧洲，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常被用来指代中国茶叶。

武夷茶作为中国茶叶的缩影，从明末清初传入欧洲至今，始终是中国的“形象大使”，并塑造着欧洲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

而正是从武夷茶来到欧洲开始，中国红茶开始了对欧洲的深度影响：从欧洲人对“百病之药”的追求，到茶叶成为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从茶叶影响欧洲艺术与制瓷业的发展，到如今风靡欧洲各地的“泡泡茶”，一部茶史就是东西方文化交融、文明互鉴的历史。

伦敦著名的奥斯卡·王尔德茶餐厅的英式下午茶（韩岩 摄）

01“银茶壶泻出火一般的汤”

欧洲有关茶叶的记载最早出现在16世纪中期，其后几十年，荷兰人威廉·里安向西方引入了第一批茶树样品。茶在1610年第一次抵达阿姆斯特丹，并在随后几十年内来到法国和英国。

有趣的是，茶在抵达欧洲伊始，就被认为具有治愈疾病的神奇力量。17世纪60年代的欧洲茶叶广告语就是：“一种质量上乘的被所有医生认可的中国饮品。”被译介到西方的茶叶疗效包括净化血液、治疗多梦、让人宽厚待人等。

据史料记载，武夷茶早在唐代就已成为中国人的馈赠佳品，宋、元时期已被列为贡品，元代武夷山还设立了“焙局”“御茶园”。明末清初，武夷茶开始传入欧洲，到清康熙年间，大量远销西欧，备受喜爱。在欧洲贵族中，甚至有“百病之药”的美誉，欧洲人曾把武夷红茶作为中国茶叶的总称。

“一种来自中国的茶”（1700年左右），由随船外科医生詹姆斯·卡宁厄姆（JamesCuninghame）从中国带到英国（来源《 中华读书报 》 ）

在18世纪的不少英国诗作中，“武夷”就被用来指代中国茶叶。比如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就在其《额发的凌辱》一诗中称茶为“武夷”，并在1711年所作的一首赞美诗中歌颂制茶之美：“佛坛上的银灯发着光，中国瓷器里的热气潮漾。赤色炎焰正烧着辉煌。陡然充满了雅味芬芳，银茶壶泻出火一般的汤，这美妙的茶话会真忙！”

02深刻影响欧洲生活方式

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麦克法兰在其《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提出，喝茶给英格兰人带来了一种实际上属于“现代”的饮用模式。他认为中国茶叶从多方面影响了英国现代社会，比如饮茶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女性的地位、艺术和审美的品位，甚至整个国民的气质。

麦克法兰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似乎存在着一条线索，那就是茶叶“征服”世界的历史。他认为，从中国进口茶叶，茶水中还要添加从牙买加舶来的食糖，这种饮用习惯和生产方式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动力之一。

英式下午茶（来源 网络）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的特色之一就是不断普及的饮茶之风，下午茶和会议期间的茶歇至今仍然是许多英国人生活中不可少的部分。从17世纪起，饮茶之风席卷英国宫廷。随着英国与东方贸易体系相连，茶叶变成中国出口英国的最重要产品，茶叶价格的下降也让其走入寻常百姓家。

18世纪30年代，欧洲的快速帆船驶向中国，直接导致茶叶进口量激增、价格下降。到18世纪中期，英国人无论贵贱贫富，几乎每天都要喝茶。出生于19世纪中叶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奠基者索绪尔就记录道：“英格兰各地都流行喝茶，而且一天要喝两顿，虽然花费不少，但是最贫穷的农民也像富人一样，每天要喝上两顿茶，茶叶消费总量极大。”他估计，每一个英格兰人，无论男女，一年平均要消费4磅茶叶，委实惊人。

茶叶的流行也推动了与其密切相关的瓷器进口贸易，进一步推动了欧洲本土制瓷业的发展。欧洲商人发现，从东方运回茶叶时，瓷器可以压舱，也不会影响茶叶的品质。于是“茶叶加瓷器”的组合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常见的货物。

03中国茶受高端市场青睐

时至今日的英国上流社会，喝茶仍然是件大事。记者曾采访专职从事礼仪培训的英国礼仪专家威廉·汉森。在他的培训课程中，就包括学习如何与英国王室、贵族喝下午茶的内容。课程中，就对“应该在杯中先倒茶还是先倒奶”这样的问题做出专门解答。

记者曾采访《唐顿庄园》中“唐顿”的原型海克利尔庄园主人、第八世卡纳封伯爵夫人。她对来访者是否满意面前的茶水显出特别的兴趣，仿佛那是评判招待是否到位的重要标准。在今天的英国，送英国人一盒中国茶叶永远是“不会错”的礼物。

英国中国美食节组委会主席唐诗认为，中国茶早已被欧洲人所接受，并且占领了一些高端市场。现在，很多伦敦五星级酒店的英式下午茶里都有来自世界著名产茶地的茶叶，其中就有中国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等等。

中国“神奇树叶”影响俄式茶文化

万里茶道，这条17世纪至19世纪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形成的陆上茶叶贸易运输通道，让俄罗斯很早就与中国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考证，茶叶这一源于中国的神奇作物，最早是由俄外交使节在17世纪上半叶作为礼物带给俄国沙皇的。我国有学者认为这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神宗对俄皇的馈赠，而俄方史料则称这是罗曼诺夫王朝首位沙皇米哈伊尔在1638年从俄外交使节处获得的礼物。&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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