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金贵六十载茶语人生见证宜宾茶叶兴盛
17岁做茶是为农民致富
郑金贵今年80岁了,虽然华发已生,但是精神头还不错,回忆起自己六十载与茶叶相伴的日子思维脉络依然清晰。她还在茶叶这条路上走着,踌躇满志,一如当年。
当年,郑金贵16岁,家住重庆,开始在敦义农工学院茶叶专科学习读书,正式步入这个行业。
在此之前,郑金贵对于茶叶的接触来自于家里。她家经营着一家茶馆,她负责每天为沱茶分装。“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不工作嫁人就行了,不一定要有事业。”
解放后到茶艺专修学校读书,学茶树栽培,学茶园管理,学育种学,学俄语,学茶史。
也许,一开始可能她并不见得多喜爱这个行业,真正让她精神受到极大触动的是1952年实习期间的见闻。
彼时,红茶正是当热,中苏建交,“宣传里说的都是用红茶出口,换拖拉机,换布布。”她笑着说,当时西南地区农林部和贸易部组建了7个红茶推广站,她被分到了贵州赤水实习。
“完全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农村太苦了。”郑金贵老家在重庆,虽然在城乡结合部,但是毕竟算是大城市边缘,和小城市的农村很不一样。“条件很艰苦,晚上睡觉门关不了,还能听得见老虎叫。睡在板凳上,木头棒子做枕头,没有棉被,农村人就把玉米外层的壳剥掉,睡觉的时候,躺着不要动,别人把米玉壳从上往下倒,就算是御寒了。”回忆起这段经历,郑金贵还不胜唏嘘。“睡觉时可不敢动,不然玉米壳就要往下掉,玉米壳不贴身,更不暖和。”村里的小孩更是让她感到可怜,“7、8岁的女孩,还没有裤子可以穿,拿叶子围一圈,到街上卖茶叶,卖了钱就拿去买盐。”盐当然不是如同城里人一样用罐子装着,得把它挂在房梁上,吃青菜的时候拉下来蹭两下,吃完了就拉上去。
生活艰苦,工作更是难熬。实习时要把各种项目都实践一遍,茶叶推广、茶叶种植、茶叶制作。“早上出门,周围全是人高的蒿草,农户家隔得远,依然要挨家挨户地宣传。一次,走得太远找不着回去的路,天黑了,走啊走,终于看到一农户,走进去发现就是自己住的地方,原来是出的前门,回的后门。”说完,郑金贵哈哈笑起来。
回来不意味着可以躺下来休息了,“晚上还要制茶,年轻人瞌睡多,揉茶揉着揉着就揉着虫,甚至是蛇。用喝茶保持清醒已经不可能了,得要扯眼睫毛才行,到后来眼睫毛都给扯完了。”
实习这一课太扎实了,山区农民太苦了,如果茶叶能发展起来,能增加收入多好啊。如果种茶能带来收入那就是一个好事。”郑金贵说,人生应当有目标,而种茶富农这一个目标,她从来没有动摇过。
40年见证茶叶兴盛
实习过后,坐了两天两夜的车船才来到宜宾。过来不久,郑金贵就喜欢上了这里。
“1分钱的水饺,一分钱的鸳鸯,就是饺子、面放在一起煮一碗。”说起来那时候宜宾的美食,郑金贵不无怀念,啧啧嘴,她说,当然最喜欢宜宾还是因为这里很适合种茶,茶叶比较好。
1952年,郑金贵调到宜宾县茶叶站任站长,1955年又调到宜宾地区农业局茶叶站担任站长。为了种茶,郑金贵爬遍了宜宾的众多高山。那时候泸州还属于宜宾市辖区,尖峰、九龙山,当初一山一山爬下来,原因无他,因为她喜欢接触农村,这是从实习的时候深种在身体里面的喜欢,“工作了以后,我也不喜欢呆在办公室处理文件,半年工作总结,全年工作总结,能写多久,还不如去真正接触茶农。不管山有多高,地有多宽,就是摔倒在‘茅斯’(田间厕所)头,爬起来就是。”
1955年,郑金贵省上学习8个月,那时候她已经怀孕,挺着一个大肚子。1957年的时候,她又随地委工作组工作,走的时候儿子才4个月大,回来的时候孩子都能走路了,“虽然辛苦,但是这其实是领导出于重视才会安排我去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宜宾还没有成片的茶园,田间地头,竹林之下,茶叶的身影若隐若现,一次看见10棵8棵的茶叶长成一丛,都能让郑金贵 “高兴得要死。”40棵为一亩,达到一亩就插一根棍子。用这种方法,郑金贵和老一代茶农测算,上世纪五十年代宜宾茶叶有4万亩,而到她1991年退休的时候,宜宾的茶叶已经达到20万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宜宾的茶叶外汇出口是全省第一。”郑金贵笑得爽朗,却可以让人感受到,她并不是在言语中的惋惜。
20年没有休止符
也就是在郑金贵退休之后,受国际市场影响,红茶开始走入低谷,整个行业萎缩,但郑金贵与茶为伴的生活并没有萎缩,反而更丰富了。
热爱茶叶,工作热情依然十足,郑金贵却并没有办理延退,“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太多杂事缠身了,倒不如抽出身来干更多事情。”这是她对记者的解释。
确实是如此做的。退休第二年,郑金贵牵头成立了市工商联合会茶叶商会,随后又着手筹建市茶叶市场,还组织召开了多次名优茶品尝会,组织过宜宾市第一次茶艺师培训。
她甚至还不断地深入田间地头忙碌,偶尔对自己太狠了,女儿说她对自己不负责任,她却对一起科技三下乡的工作人员说,去任何地方,出了任何情况,死了都不关你们的事。退休以后,郑金贵进医院五次,全部都是因为工作关系。
今年是她进入行业的第60个年头,她却依然认为,这不是茶叶事业的休止符。
她每天喝茶,看茶书,了解新的茶叶信息、探知市场信息、学习工艺改革、了解新的茶叶品牌。
郑金贵对于宜宾茶叶现状不无担心。“宜宾本来也是一个产区,却由别人来占领了我们的市场,本地企业一半以上卖的原料,没有开拓市场的能力。在福建真品卖4万元一斤的 ‘金骏眉’,其实宜宾也是他们的产区,每年到采茶的时候,商人就拿着扫帚来到宜宾守着加工,按200元一斤收茶,收完茶以后,把工具、茶叶全部带走,一点不留。”
“种茶是为了富民,但是农民并没有收到更多的利益。”在她看来,应当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农村,“粗加工很重要,茶叶发展了多少亩,相应的配套应该跟上。”
让她失望的还有茶文化的衰退。
应记者的请求,她给记者上了一堂功夫茶课,“关公巡城”、“蜻蜓点水”一一表演,架势十足。“现在茶艺表演很多都没有这些环节,2000年以后,我就没有做茶文化推广了。”
为什么?
“茶文化与麻文化,两者都拥有2000年的悠久历史,但是现在后者更为强劲,在茶楼板块茶文化有待复兴。”说这些话的时候,她还缅怀了当年人们上茶楼专门喝茶的情景。
还好,茶艺文化如今隐隐有复兴之势。“上海茶艺现在推广得很好,进入学校,进入社区,甚至让幼儿学习茶艺,小朋友还出国表演。”
62年茶叶眷侣缱绻并行
乔布斯说,你须寻得你所爱。
郑金贵已经寻得茶叶这一爱好,也在茶叶当中寻得一眷侣,相识62年,结婚58年,结伴而行。
同班同学,毕业后各奔东西,分配也没有在一起,毕业时,她在贵州赤水,他在四川万源。
1954年,她在宜宾县观音镇,他在宜宾县蕨溪镇。
但是她是在几个月之后才遇到他,真正感受到他也来到了这个城市,“虽然知道他来了,但那时候纪律严明,两个地方隔着三四里路,工作又紧张,要赶过去也不可能。后来,全市开农业干部培训会,在现在的三医院里面碰见了。”她笑得咧开了嘴。
学习了10天,有同学就唱着说要两人结婚,要吃喜糖。
果然,他们在培训结束以后就去登记办结婚证。
到了县政府已经下午5点钟了,“那么晚来,拿糖没?”
“没有。”
“没有就不能办。”工作人员打趣道。
“不办就算了。”
工作人员却接过了他们的申请。
“我们是手都没有牵过就结婚了,只有在读书的时候上学、放学一起走。一起去看过电影,但是不能够手牵手,那个时候能够单独看电影都不简单,‘我喜欢你’这句话更是不可能。但是大家心里有你,心里有我,就好了。”
结婚宴请很简单,20元钱买了糖、柑子、牛肉、烧酒、红甘蔗,和同学们一道。
才刚相聚又要别离,她才刚刚吃了喜糖,就被调到了市里面工作,而他则在1954到1973年间,在宜宾县茶叶站工作,一直任站长,1973年起到宜宾市外贸进出口公司工作,任公司科长、副经理、茶厂副厂长,直到1992年退休。
同在一个城市,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却聚少离多。退了休,他们相聚多了,两人一起为茶叶东奔西走。
11日,“郑金贵、杨宝琛同志从事茶业工作六十周年座谈会”在酒都饭店召开,200多名新老茶人及嘉宾共聚一堂,向这对为宜宾茶业奉献了60年的老茶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