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会友——爷爷和他的朋友邹秉文先生的一段往事

发布时间:2016-06-05 12:33:22 来源:茶博览 编辑:吴宁 
 以茶会友

——爷爷和他的朋友邹秉文先生的一段往事

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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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五:吴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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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秉文先生一家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知道爷爷好客,他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常来我家里喝茶、聊天。天井里的电铃一响,我就跑出去为他们开门,把客人请到二楼客厅。爷爷请他们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吃什么茶?”在远离茶区的北京,爷爷很中意他丰富的茶品种。每年春天,当他预订的各种新茶源源不断地从南方来,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请他的朋友上门分享。

 

可是,“文革”初期,南方的新茶不来了,家里的门铃也很少响了。当爷爷用“不能来吃茶了”告诉奶奶一位朋友的处境时,两个人就会心照不宣地沉默好一阵。那几年里,爷爷奶奶的很多老朋友都陆续被抓、被关,虽然都在北京,但朋友之间互通消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常常为朋友的生死而担忧。

 

在那几年里,记得还能常来我家的是邹秉文先生。他高高的个子,气宇轩昂。白发,白胡须,白眉毛,两眼炯炯有神。普通的蓝布衣服,穿在他身上就显得笔挺笔挺的。他说话不仅洪亮,而且像大江流水,一泻千里。邹爷爷总是提着而不是拄着一根拐杖,走起路来,一步步很有力量,像年轻人一样,虽然那时他已近八十岁了。

 

爷爷曾告诉我,他第一次听到邹秉文这个名字,还是1917年在浙江甲农教书时候。邹爷爷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回国,几个农校都邀请他,包括浙江的甲农。邹爷爷对他们说,他薪水可以不要,但学校一定要有试验仪器和试验田以保证教学质量。然后把写好的一张单子双手呈给来聘他的人。结果,这位不要薪水的农学教师,哪个农校都聘不起。

 

以后邹爷爷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持新建立的农科,他有“千方化缘”的本事。他和所有遇到过的人都是“朋友”,不管是军阀、商人,还是地主、官僚。他与四川人说四川话,与浙江人说浙江话。在当时的中国,从来没有见过上百个企业和事业愿为一所大学捐款,从上海面粉厂、中国银行、华商纱厂联合会、到上海银团。邹爷爷为东南大学筹款上百万,但自己离开那里的时候,银行户头里却不到三百元。

 

1929年,邹秉文先生创建了上海商检局,邀请我爷爷去那里工作,爷爷在茶业改革方面的许多尝试都是从上海商检局开始的。1932年邹爷爷到上海商业银行去做副总经理,虽然他自己口袋里没有钱,但他是茶农和茶农合作社的“财神爷”。爷爷在浙江、安徽帮助组织的茶农合作社很多次都是从上海银行贷款的。

 

邹爷爷在美国的时间长了,他喝茶就像喝咖啡,一杯茶很快就喝完了,要不断地添水。那几年新茶少,他们喝的都是爷爷自己拼的陈茶。有一天,邹爷爷刚到,爷爷就像献宝一样,拿出了一小罐红茶,眉飞色舞地对邹爷爷说:“云南红茶,特级,刚刚到的。”邹爷爷一听喜笑颜开:“是我们的滇红,好茶,好茶,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为什么两个人叫云南红茶“国宝”呢。近年来整理爷爷的年谱,才了解到,1938年初,邹秉文先生在武汉主持国民党贸易委员会的时候,曾支持爷爷发展云南茶叶的主张,先派冯绍裘和郑鹤春先生去凤庆调查。那年冬天,当他们在香港收到冯绍裘先生用云南大叶种试制的样茶时,高兴极了,他们一喝就知道,云南的红茶是能与印度和锡兰红茶媲美的。

 

那几年,看到邹爷爷和爷爷在一起那样快活是很难得的。不少次邹爷爷总是兴冲冲而来,扫兴而归。奶奶说秉文先生弄不懂中国的农业政策,他以为爷爷比自己熟悉一些,想与爷爷谈谈。可是爷爷也弄不清,两个人讲啊,争啊,只是想为当时的农业状态找一些合理的解释,但是两个人越讲越不清楚,争论的声音也越来越高。邹爷爷讲到他的困惑时,就会用他的拐杖笃笃笃地敲地板。

 

邹爷爷是1956年从美国回来的,他对新中国的农业充满了希望,那时他已经六十岁了,但他相信,他一辈子想要报效国家、振兴农业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到北京的那天,爷爷去机场接他,老朋友见面,欣喜若狂。以后的几年,他兴致勃勃地到处去调查,写出了许多报告和建议,但一篇篇送上去的报告却石沉大海,他弄不懂。但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行政职位,他的报告无人问津,所以在“反右”和“文革”中他才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他却被中国的政治运动搞得越来越糊涂了,他弄不懂政治口号式的、不切实际的农业政策。爷爷常说:“邹老一辈子是一个太能干、头脑太清醒的人了,唉……”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邹爷爷变得沉默了,他还是来访爷爷,但讲得少了。几次他来,都只是和爷爷在那里默默地喝茶。七十年代后期,当各地的新茶又源源不断地来到北京家里的时候,邹爷爷却不常来了。爷爷说他身体不好,犯过脑血栓。偶然来一次,也是车送来的。我开门,看到他一只手由家人搀着,另一只手扶着他的那只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进来。

 

每次想到邹爷爷与爷爷的激烈争执,我心里总是有种难言的酸楚,他们那一代人的前半生,是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年代里度过的,他们希望国家强盛的心太急切了,他们一辈子都在为了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而努力着,邹爷爷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他常常嘱咐他的下一代的那句话:“一个人只要活着,就要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但邹爷爷那气宇轩昂的身影,他那慷慨陈词的形象仍是历历在目。


出版源:《茶博览》, 2011(1):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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